一九九五年的春天，似乎格外眷顾汉东省城京州市。

三月下旬，料峭寒意尚未完全褪去，省委大院内的几株老玉兰却已迫不及待地绽出毛茸茸的花苞，在依旧凛冽的空气中，透出一丝不合时宜的、近乎倔强的生机。

然而，与这自然界的微妙变化相比，弥漫在汉东权力核心区域的空气，却凝重、紧绷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死寂。

全省党政大会的闭幕式，在一片看似团结、奋进的祥和气氛中落下了帷幕。主席台上，省委书记钱立均做总结讲话，声音洪亮，意气风发，描绘着汉东未来五年的宏伟蓝图。

台下，数百名身着深色中山装或西服的各级干部，掌声雷动，表情肃穆。镁光灯闪烁，将这一刻的“圆满”定格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上。

但所有置身于这场权力盛宴核心圈层的人，都清晰地嗅到了那完美表象下汹涌的暗流。

大会期间，省委常委会上那场关于省纪委、高院、检察院关键岗位人选的激烈交锋，虽因钱立均的强行“搁置”而未分胜负，却如同在平静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涟漪已扩散至整个汉东官场的每一个角落。

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这绝非结束，而是一场更大风暴的序曲。

钱立均回到他那间宽敞、肃穆的省委一号办公室，屏退了秘书，独自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窗外，城市轮廓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清晰而富有层次，但他眼中看到的，却是一片危机四伏的棋局。

他以为祁同伟阵营在常委会上的“突然袭击”，只是对他权威的一次试探性挑战，意在争夺那几个省直要害部门的主导权。

他甚至有些轻蔑地想，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沉不住气，过早暴露了底牌和野心。他自信凭借一把手的权威和多年经营的根基，足以在会后的博弈中慢慢消化、瓦解对方的攻势。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常委会上的交锋，根本不是什么试探，而是祁同伟阵营全面进攻的嘹亮号角。

真正的雷霆打击，并非来自需要省委层面博弈的“厅官”岗位，而是指向了他权力根基最深处、也最易被忽视的毛细血管——县处级。

大会闭幕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场悄无声息却又迅雷不及掩耳的大规模人事调整，如同精密设定的程序般，在汉东全省范围内骤然启动。调整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岗位之关键，令人瞠目结舌。

省直机关里，诸如发改委、财政厅、交通厅、国土厅、国资委等核心部门的要害业务处处长、副处长；

各地市辖区内，经济强县（区）的县（区）委书记、县（区）长、常务副县（区）长，以及掌管财政、城建、交通、公安等实权的副职；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省属国企的关键部门负责人……

短短两个星期内，超过三百个县处级岗位，完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更迭。

没有冗长的考察公示，没有复杂的上会讨论，一切都在“优化班子结构”、“加强基层力量”、“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下，以近乎“秒杀”的速度完成。任命文件像雪片一样从各市市委、省直各厅局党组的打印机里飞出，盖上鲜红的印章，然后迅速下发。

这些新上任者，或许名不见经传，但仔细审视其履历，不难发现一些共同的“标签”：

或出身政法系统，与梁群峰、祁同伟有过交集；或曾在赵立春任组织部长时得到过提拔；或与赵蒙生、雷凯华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多则是年轻、学历高、锐意进取，被祁同伟在公开场合赞许为“有思路、有闯劲”的“实干型”干部。

这波换血，精准地插入了汉东权力体系的神经末梢。

钱立均原本以为牢牢掌控的省直部门，发现许多关键政策的执行环节，开始出现微妙的“滞涩”；他倚重的地市大员，汇报工作时，开始更多地提及“需要与省里新精神对接”；

就连一些原本对他唯命是从的县委书记，电话里的语气也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谨慎和距离感。

更可怕的是，由于县处级干部的任免权限主要在地方市委和省直厅局党组，无需经过省委常委会讨论。

等到钱立均从各种渠道零碎拼凑出大致情况，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这轮涉及三百多关键岗位的“静默式”大换血，已然基本尘埃落定，生米煮成了熟饭！

“砰！”

钱立均的拳头狠狠砸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震得茶杯盖叮当作响。他脸色铁青，胸口剧烈起伏，太阳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秘书战战兢兢地站在门口，不敢靠近。

“乱弹琴！无法无天！”钱立均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嘶哑。

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和屈辱。这不是简单的权力争夺，这是对他这个省委书记掌控力的赤裸裸的蔑视和蚕食！祁同伟这帮人，竟然用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绕开了省委层面的正面交锋，直接挖了他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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