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间隙，王雷组织队员们帮助寨子加固防御工事，在几个险要路口设置了更隐蔽、更致命的连环陷阱和预警装置。他还派出了由岩沙带领、两名游击队员和两名新队员组成的小组，以“换货”为名，再次前往那个汉苗杂居的圩集，一方面用新配制的“净水防毒粉”和少量珍贵药材换取更多急需物资（特别是铁器和火硝），另一方面更广泛地搜集情报，并暗中宣传“山河义旅”苗寨支队的存在和主张。

变化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寨子东头的老井投下“净水防毒粉”三天后，井水肉眼可见地变得清澈，以往那股淡淡的土腥味也消失了。取水的寨民们啧啧称奇。紧接着，胡老扁和龙阿婆又用类似的思路，配制了一种驱蚊防虫、清新空气的“避秽药草包”，分发给各家各户悬挂在门窗处。苗山夏秋之交蚊虫肆虐，容易传播疟疾等疾病，这药草包效果立竿见影，夜里睡觉安稳多了，连牲畜棚里的蚊蝇都少了。

这些看似细微的改进，却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寨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受益明显。寨民们看向胡老扁、王雷等人的目光，渐渐从最初的警惕、审视，变成了好奇、接纳，甚至带上了些许感激。连最初坚决反对收留外人的几位寨老，在用了清澈的井水和有效的驱蚊药包后，也都不再公开抱怨，只是私下里还会嘟囔几句“汉人的东西，花样多”。

更大的考验与机遇，接踵而至。

岩沙小组从圩集带回消息：由于近期日军在东南方向似乎有大规模调动迹象，对山区边缘的骚扰加剧，好几个靠近山区的汉人村庄都遭到了小股日伪军的劫掠，粮食、牲畜被抢，村民被打，还有两个村子发现了疑似投毒的迹象，人心惶惶。圩集上物价飞涨，盐和铁几乎绝迹，气氛紧张。

与此同时，寨子外围的暗哨报告，发现两股不明身份的流民，约二三十人，正在向苗寨方向缓慢移动，看样子是从山外遭灾的村庄逃难出来的，拖家带口，状态凄惨。

消息传开，苗寨内部再次出现了分歧。头领和部分寨老主张紧闭寨门，绝不接纳，以免引火烧身，消耗本就不充裕的存粮。但也有不少寨民，尤其是家里有亲戚嫁到山外汉人村寨的，心生不忍。

王雷和胡老扁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紧闭寨门固然能保一时平安，但会寒了周边百姓的心，也会让“药盟”和抗日队伍“保护百姓”的口号沦为空谈。接纳难民，固然有风险，但若能妥善处理，将是赢得广泛民心的绝佳机会，也能进一步巩固苗寨作为这片区域“安全岛”和“抵抗中心”的地位。

两人连夜与头领和龙阿婆商议。胡老扁从医药和防疫角度提出：“难民涌入，首要问题是防疫和粮食。我们可以组织人手，在寨外溪谷平整地带搭建临时窝棚，先行隔离安置。所有难民必须饮用煮沸的、加了‘净水防毒粉’的水，并用草药烟熏沐浴，防止带入疫病。粮食方面，我们队伍可以拿出部分储备，同时组织难民中的青壮，由我们带领，进山狩猎、采集，补充食物。寨子可以借出部分工具，并以借贷方式提供少量口粮，日后用劳役或山货偿还。”

王雷则从安全和长远角度补充：“接纳难民，也是壮大我们自己。难民中必有青壮，经考察后可吸收进我们的队伍或劳役队。他们对山外情况熟悉，是我们未来的耳目和助力。至于可能引来的日伪军报复，我们正好以逸待劳。苗山地险，我们熟悉地形，又有新建的工事和陷阱，小股敌人来了是送死，大部队进来，我们也可以灵活周旋。保护百姓，本就是抗日队伍的职责，若连眼前逃难的乡亲都不救，我们在此扎根的意义何在？”

头领沉默地抽着烟，目光在跳跃的油灯火苗上停留了很久。龙阿婆缓缓道：“救人，是积德。寨子这些年，也受过山外人的帮助。规矩是死的，人心是活的。只要管得好，未必是祸。”

最终，头领重重磕了磕烟斗：“好！就依你们！但有几条：一，难民只能住寨外指定地方，不得随意进寨；二，防疫的事，胡先生和阿婆全权负责，出了疫病，唯你们是问；三，粮食借贷，要立字据（按手印），有借有还；四，安全防卫，王队长全权指挥，若有差池，你们担责！”

条件苛刻，但已是巨大让步。王雷和胡老扁郑重应下。

次日，寨门在无数道复杂目光的注视下，缓缓打开一道缝隙。王雷带领部分战士和苗寨指派的向导，出寨接应安置难民。胡老扁和龙阿婆则在寨外溪谷迅速划出隔离区，支起大锅熬煮防疫汤药，准备“净水防毒粉”和驱秽草药。

三十七名面黄肌瘦、惊魂未定的难民——有汉人，也有与汉人杂居的苗胞——被有序引导进入隔离区。喝下温热的防疫汤药，用草药水清洗，分配到简陋但能遮风避雨的窝棚，领到按日配给、掺了野菜和薯干的稀粥……这一切有条不紊的安排，让原本绝望的难民们眼中重新燃起了生机。他们中有人跪地磕头，有人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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