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开幕式，陈家乐就坐飞机回国了。

电影节要举行两周呢，陈家乐可没时间在那干耗着，大不了等闭幕式那天再来就是了。

第二天一早，《让子弹飞》的口碑开始在戛纳传开。

最先出动静的是场刊。

戛纳场刊是电影节的风向标，几家主流的国际电影媒体每天出打分和短评，评委还没开口，影评人先给你定了调。

《银幕》场刊给了2.8分（满分4分）。

打分旁边写了段短评：

“一部充满暴力与智慧的电影，来自中国导演的狂想曲。台词如手术刀，节奏如过山车，观众即使迷失在复杂的文化指涉中，也无法抵抗其纯粹的视觉快感。里面演员的表演如野兽般优雅。”

《好莱坞报道者》的评价是：

“陈家乐证明了他不仅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业导演。这部影片有着昆汀·塔伦蒂诺和赛尔乔·莱昂内的影子，却完全是中国本土的、不可复制的。它也许会因为语言问题在影院碰壁，但在任何尊重电影艺术的地方，它都会找到信徒。”

法国《电影手册》的影评人直接在社交账号上发了一句：

“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我全程没敢呼吸。”

这句话被转了几千次，成了这届戛纳最早出圈的热评。

第三天，评委团内部流出了零星的风声。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评委，在接受一家北欧媒体采访时，被问到“本届主竞赛哪部电影让你印象最深”，他顿了两秒，说：

“那部中国电影。它用一种完美的拍摄手法，把政治讽刺、西部片和黑色幽默搅在一起，居然没翻车。我已经很多年没在电影院里感受到这种被冒犯的感觉了。而且里面演员的演技……天哪，他们走路的样子我都能看两个小时。”

这话传回国内，#戛纳评委盛赞让子弹飞#迅速蹿上热搜。评论区一片欢腾，但也有人酸溜溜地说“客套话而已，等拿了奖再吹”。

第五天，更多的评委评价陆续流出来。

“我承认，我需要看第二遍才能完全消化。但第一遍的感受是——它像一杯烈酒，喝的时候烧喉咙，咽下去之后浑身发热。不需要懂中文，也能看懂人在什么时候会拔枪。”

“我们那儿有过很多像黄四郎这样的地头蛇，也有很多像张麻子这样的土匪。电影最后，老百姓发现黄四郎死了，冲进他家抢东西——那个镜头，在我老家每天都在发生。这不是中国电影，这是我的电影。”

第六天，场刊更新，又多了几家媒体的评分。

总分维持在2.7-2.9之间，稳居主竞赛梯队前列。《卫报》的影评标题很敢写：

《让子弹飞：一部来自中国的西部片，让大多数好莱坞动作片显得像婴儿洗澡水》

里面有一段：

“陈家乐用一部电影，同时嘲笑了土匪的浪漫、恶霸的傲慢、骗子的狡黠，以及围观者的懦弱。这是对革命这一概念最反讽、最冷酷也最温柔的拆解。更可怕的是，它居然很好笑。”

第七天，戛纳的空气中开始弥漫一种微妙的躁动。

颁奖礼还没到，但风向标已经出来了。

《让子弹飞》不是那种让所有人都爱到发狂的电影，它太不听话。

但它也是那种让看过的评委都很难忘记的电影。

“它可能拿不到金棕榈，金棕榈通常要给那种让大家都觉得安全的电影。但它绝对会拿奖。最佳编剧？或者评审团大奖？甚至……如果评委够大胆，导演奖也不是不可能。”

《让子弹飞》获得媒体、影评人的一致好评。

除了电影本身的质量外，还有陈家乐请的昂贵公关团队的功劳。

不然你真以为这帮老外闲得没事，巴巴地写小作文夸一部自己听不懂的外语片？

......

陈家乐从戛纳回来，时差还没倒利索，就被司机拉到鹰眼娱乐去了。

马上就到毕业季了，师兄王全福的《匆匆那年》终于要上映了。

办公室里头，鲍文博跟王全福正对着投影仪上的PPT讨论着什么，墙上的大屏写着几个大字：“《匆匆那年》毕业季宣发方案——第五版”。

“6月10号上，正好卡在高考完，学生再活跃的时候，毕业典礼的高峰期。”

“青春片是毕业季的热门题材。”

“咱们的宣传口号是毕业那天必须看的电影！”

这时陈家乐推门从外边走进，屋里众人齐齐起身，惊讶的看着他。

“哟，陈导回来了！”鲍文博一抬头，赶紧站起来，“戛纳拿奖的新闻国内都炸了，我还以为你得过两天才来公司。”

陈家乐摆摆手，往沙发上一坐：“拿奖还得一周多呢，我留在那干嘛，回来交代一下事情就走了。”

说着，挥了挥手，让他们继续。

“你们继续聊，不用管我。”

陈家乐这次回来也不是专门为了盯着《匆匆那年》上映的，一部小成本青春电影，还不至于让他跑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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