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初冬的哥廷根，天空是永恒的铅灰色，寒风卷着枯叶，在古老的街巷间打着旋，发出萧索的呜咽。这座城市尚未从艾莎·黎曼四年前逝去的阴影中完全走出，而欧洲上空正在积聚的战云，又为一切增添了一份不安的预兆。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位名叫路德维希·哈根的年轻人，怀揣着一种混合了学术激情与近乎考古使命感的沉重心情，踏上了北街那条熟悉又令人心悸的路径。

哈根并非一位前沿的数学家，他是柏林大学一位崭露头角的数学史家。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正是《伯恩哈德·黎曼与艾莎·黎曼：数论几何化思想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这个选题在当时颇具冒险性，因为它严重依赖于那些流传于学界精英圈内、却鲜有公开严谨记载的传说与片段。哈根深知，要完成一篇扎实的史学着作，他不能止步于对已发表论文的解读和同行间的口述历史，他必须追寻第一手资料，尤其是那些可能存在的、未曾面世的私人手稿与信件。他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了那个传说中执行了艾莎临终嘱托的关键人物——她的女仆，罗娜。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哈根像一位耐心的侦探，进行了浩繁而琐碎的准备工作：

文献爬梳：他系统检索了哥廷根大学图书馆、汉诺威皇家科学院档案室所有与黎曼父女相关的公开及半公开记录，包括借阅记录、学术通信的摘要、讣告、财产清单等。他从中拼凑出艾莎生命最后几年的大致轨迹，确认了罗娜作为她唯一长期贴身仆役的存在。

口述采集：他小心翼翼地拜访了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几位年长的行政人员、图书馆管理员，以及北街的老住户。从他们零散、有时甚至矛盾的回忆中，他逐渐勾勒出罗娜的形象：一位沉默寡言、行事一丝不苟、对女主人有着近乎母女般深情的农村妇女。艾莎去世后，她似乎没有离开哥廷根，而是在城郊某处安顿了下来。

绝望的瓶颈：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艾莎·黎曼的核心学术遗物，据信已在1905年那个寒冷的午后，按照其明确遗愿被焚毁。执行者正是罗娜。这个传闻在数学圈高层已是公开的秘密，也是希尔伯特、庞加莱等人心中永恒的痛。哈根的研究似乎撞上了一堵不可逾越的墙。他一度陷入绝望，他的论文可能将永远建立在“据说”、“传闻”的基础上，缺乏决定性的实物证据。

正是这种史学家的职业性焦虑与对历史真相的近乎偏执的追求，驱使哈根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他必须亲自去见一见罗娜。哪怕只能得到一句亲口的证实，哪怕只能感受到一丝那个悲剧时刻的氛围，也比完全依赖二手信息要好。这是一种在学术绝境中，转向人性源头寻求最后一丝光亮的尝试。

经过几番周折，哈根终于在城郊一片安静的、略显简陋的住宅区里，找到了罗娜的住所。他深吸一口气，敲响了那扇漆色斑驳的木门。

门开了。一位老妇人出现在门口。她身材矮小，略显佝偻，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深色棉布长裙，外面罩着一条干净的格子围裙。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一丝不苟的髻。她的脸上布满了岁月刻下的深深皱纹，但肤色红润，显露出长期劳作带来的健康。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那双眼睛——不是知识分子的深邃或锐利，而是一种底层劳动者所特有的、混合着质朴、警惕与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的眼神。她就是罗娜。

“您好，夫人。请问是罗娜·施密特女士吗？”哈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谦和而尊重。

老妇人上下打量着他，眼神中的警惕未减。“是我。您有什么事？”她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有些沙哑，但吐字清晰。

“夫人，冒昧打扰。我叫路德维希·哈根，来自柏林大学。我正在研究……已故的艾莎·黎曼小姐的生平与学术思想。”哈根谨慎地选择着词语，“我听说，您曾是黎曼小姐最亲近的仆人。我希望能……向您请教一些关于她晚年生活的情况，这对我还原历史真相非常重要。”

听到“艾莎·黎曼”这个名字，罗娜的眼神瞬间软化了一下，掠过一丝深切的悲伤，但随即又被更深的戒备所取代。她沉默了片刻，侧身让开：“进来吧，先生。外面冷。”

屋内陈设简单得近乎清苦，但异常整洁，一尘不染。唯一的装饰是窗台上几盆生机勃勃的天竺葵，以及墙壁上一个朴素的木制十字架。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肥皂和烤面包的香气。这里的一切，都与北街那间堆满书籍、弥漫着药味和旧纸张气息的阁楼，形成了鲜明对比，却又因同一个名字而紧密相连。

哈根在一张简单的木椅上坐下，罗娜为他倒了一杯温水。她没有坐下，而是站在一旁，双手交叠在围裙前，保持着仆役的习惯性姿态，等待着提问。

对话的核心：誓言的壁垒

哈根知道时间宝贵，他必须直入主题，但又不能显得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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