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素来以“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自诩的始皇帝，首次以局外人的视角审视自己的一切决策与后果，其内心所受到的震撼与冲击堪称翻天覆地。

他目睹自己为求仙问道耗费巨资，派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东渡瀛洲却杳无音信；他看到自己因“焚书”之策与长子扶苏产生剧烈冲突，最终将其遣往北郡监军，导致朝中无人能制衡赵高、李斯的阴谋；他更痛心疾首地看到自己死后，赵高、李斯篡改遗诏，逼死扶苏，立昏庸的胡亥为帝，旋即引发天下大乱，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六国旧贵族纷纷复辟，而他倾注心血建立的大秦帝国，竟在短短数年间土崩瓦解，二世而亡。

这一切如同最尖锐的匕首，刺穿了他一贯的骄傲与自信，令他跌坐于龙椅之上，良久无言，那双曾睥睨天下的眼眸中，首次流露出混杂着惊愕、悔恨与极度不甘的复杂情绪。他喃喃自语：“朕…朕之大秦，竟亡得如此之快？胡亥！赵高！李斯！乱臣贼子！早知道不杀那么快了，真可惜，哎，朕…朕竟未能识破此等小人！” 但紧接着，一种更为深沉的情绪取代了最初的震惊——一种不甘天命、欲与命运抗衡的极致帝王意志。他猛地站起身，袍袖一挥，对殿外厉声喝道：“传……传扶苏！即刻入宫见朕！” 这一刻，秦始皇嬴政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扭转天幕所预示的那个令他无法接受的未来。

在紧急召见扶苏的同时，秦始皇的脑海中已如闪电般掠过无数念头。天幕揭示的残酷未来，固然因胡亥无能、赵高奸诈、李斯私心而加速，但根源，或许更在于他自己过于严苛的统治策略和对民力的极致透支。他回想起一统天下后，自己确曾志得意满，认为“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强化集权、却忽视民生的政策。

修筑长城、阿房宫、骊山陵，开辟驰道、直道，北击匈奴，南征百越…... 每一项都是功在千秋的伟业，但集中爆发在短短十余年间，其对民力的征发已远超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加之法律严苛，动辄触法，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百姓“苦秦久矣”。这种高压统治在社会表层创造了一统的辉煌，实则埋下了沸腾的怨愤。

正如天幕所示，大泽乡一场大雨引发的误期，便能点燃席卷天下的烈火。嬴政是极其聪明之人，只是以往被功业蒙蔽了双眼，如今被天幕血淋淋地揭示后果，他瞬间洞悉了问题的核心：“非天下反朕，乃朕迫天下反耳！” 因此，他的第一个重大转变，便是决心调整治国方略，从“霸道”向“王道”与“霸道”结合过渡。他深知，单纯依靠严刑峻法和暴力威慑，无法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他需要减轻民困，收拢民心。

于是，在扶苏尚未赶到咸阳宫前，秦始皇已连续下达数道紧急诏令：暂停阿房宫工程，将役夫遣返原籍；减缓骊山陵建设进度，减少征调民夫；诏令各地，对因天灾或确实困难而未能如期完成徭役者，酌情减免刑罚，不得一律处斩；派遣御史分赴各郡，核查冤狱，对处罚过重或证据不足者予以平反或减刑；甚至考虑适度降低赋税，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些举措对于一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始皇帝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自我否定和颠覆性的政策转向，其目的只有一个：抢在民怨总爆发之前，化解社会矛盾，为帝国续命。

与此同时，秦始皇对继承人的问题进行了最深刻也是最痛苦的反思。天幕中，扶苏因反对“焚书”等政策而被遣往边陲，导致自己病重时身边无人主持大局，最终被奸臣篡改遗诏，这一结局令他追悔莫及。他回忆起扶苏的种种：其仁厚，其敢于直谏，其在大臣和百姓中的声望……这些他曾认为“不类朕”的特质，此刻看来，或许正是稳固江山、安抚天下所必需的。

而胡亥的昏庸无能、赵高的狼子野心、李斯的私心算计，在天幕中暴露无遗。他决不允许悲剧重演。因此，当扶苏匆匆从北郡赶回，带着些许惶恐和疑惑跪在面前时，秦始皇做出了一个让所有近侍都目瞪口呆的举动——他亲自走下御阶，扶起了扶苏，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带着几分歉疚和检讨的语气说道：“朕以往…...或有失察之处。北郡苦寒，你辛苦了。日后，便留在朕身边吧。”

随后，他当众明确宣示扶苏的储君地位，命令其协助处理政务，特别是关乎民生的奏章，并让李斯、冯去疾等重臣悉心辅佐。对于胡亥，秦始皇则果断限制其活动，将其迁往偏殿居住，远离权力中心，并选派严谨正直的师傅加以教导，试图导其向善，至少令其无法再被奸人利用。这一系列安排，标志着秦始皇在继承人问题上完成了从疏远、猜忌到信任、托付的巨大转变，其核心目的便是杜绝沙丘之变的任何可能性，确保权力平稳过渡到一位仁厚且有威望的继承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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