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朝堂之上的权力结构与制衡，秦始皇也因天幕的警示而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布局。他深知赵高、李斯在未来的背叛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并未简单地采取诛杀李斯的办法，毕竟李斯身为丞相，负责行政运转，不可或缺。骤然除去，恐引起朝局动荡，更何况，这么好的牛马，难找啊。因此，秦始皇采取了更为精巧的制衡策略。他大幅提升扶苏的地位和参政权限，使其成为制约李斯的重要力量，并且还告诉李斯，等自个嘎了，就带走李斯。

同时，他有意扶持蒙恬、蒙毅兄弟，不仅让蒙恬继续执掌重兵，更让蒙毅担任更为重要的内朝职务，分割赵高的部分职权，尤其加强对诏书用印等环节的监督。所以，秦始皇继续任用其处理国事的同时，暗中指派亲信御史对其经手的政务进行更频繁的复核，并多次召见李斯，言语间既肯定其过往功绩，也隐含敲打，提及“为臣之道，贵在忠贞不二”、“社稷重于私利”等语，令李斯心惊胆战，一时不敢妄动。

这些举措旨在编织一张相互制约的权力网络，确保没有任何个人或小集团能够轻易架空皇帝或操控继承人，从而从根本上铲除政变滋生的土壤。

除了上述关乎国本的重大调整外，秦始皇甚至在一些具体的、曾引发巨大争议的政策上也展现了罕见的灵活性。最典型的莫过于对“焚书”一事的再思考。

天幕中，他因焚书之事与扶苏激烈争执，最终导致父子离心的画面，深深刺激了他。他意识到，完全毁灭六国典籍和历史，固然能短期内统一思想，但也割裂了文化传承，激起了广大士人（尤其是原六国地区）的强烈反感与抵触，这种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同样是动摇统治根基的隐患。

因此，他虽未明令废除“焚书”令（毕竟这是他亲自定下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秘密指示某些特定种类的书籍（尤其是医药、卜筮、农艺等实用技术类，甚至部分非直接攻击秦政的诸子百家着作）可由官府统一收存、备份，而非一律焚烧。同时，他鼓励扶苏多与儒生、博士们交流，探讨以更温和的方式推行文化统一，例如加强以秦篆为基础的教育体系，而非单纯依靠暴力毁灭异端。这种政策上的微调，虽然幅度不大，却清晰反映了秦始皇内心从绝对刚硬向刚柔并济的微妙转变，其目的依然是争取士人之心，减少文化领域的对抗。

最后，对于未来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天幕中提及的刘邦、项羽等人物，秦始皇的态度则复杂得多。一方面，作为一统天下的霸主，他绝不容忍任何挑战其统治的苗头。他秘密加派了大量黑冰台密探前往沛县、下相等地，严密监视刘邦、项羽及其家族的动向，要求定期汇报，一旦有“不轨之行”，立即扑杀于萌芽状态。但另一方面，天幕的展现也让他产生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好奇与审视。

他目睹了刘邦最终取胜，建立汉朝，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秦制。这让他不禁思考，此人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其成功是否仅仅源于秦末的混乱？若能为己所用…… 这种想法一旦产生，便难以遏制。因此，在他的密令中，除了“监视”与“扑杀”外，还有一条意味深长的指令：“详查其人之能，报朕知之。”

这隐约透露出一种极度矛盾的心态：既欲除之而后快，又或许存有一丝将其纳入体制、化敌为用的极端想法，尽管后者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至于项羽，其楚国贵族后裔的身份和强烈的复仇动机，则让秦始皇的杀意更为明确和坚决。这种对潜在威胁的密切关注与精准打击的预备，展现了秦始皇一如既往的警惕性与铁腕风格，即便在推行“仁政”的同时，也从未放松对权力的守护。

总而言之，目睹天幕盘点后的秦始皇嬴政，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地震与统治策略的全面重构。他从一个极度自信、近乎偏执的绝对强者，开始被迫反思其统治的根基与可持续性。其新决策的核心，围绕缓解社会矛盾、巩固继承秩序、制衡朝堂权力、微调文化政策以及警惕未来威胁等多个维度展开。

尽管其转变的初衷仍是为了维护嬴氏家天下的万世一系，但其手段已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务实与弹性。这位千古一帝，正试图以一种自我修正的姿态，奋力逆天改命，避免那令人唏嘘的结局。其过程必然充满波折与挑战，其最终成效亦未可知，但这一刻的秦始皇，无疑展现出了超越其时代局限的深刻洞察与惊人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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