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动了众多北洋实力派“共治”而非“独尊”的隐性诉求，最终导致了众叛亲离的结局。

除了北洋集团内部的瓦解，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力是席卷全国的护国运动全面爆发。

自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首揭义旗以来，反袁烈火迅速燎原。

贵州、广西相继独立，广东、浙江、湖南等地战事激烈，反袁武装在各地蜂起。

这股以“护国”为旗帜、汇集了前国民党人、地方实力派、进步知识分子乃至部分民众的广泛力量。

从外部给予了袁世凯政权持续而猛烈的军事与政治压力，使其陷入多线作战、顾此失彼的困境。

……

除上述两点根本原因外，袁世凯的溃败还有一些其他至关重要的因素，共同构成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拼图：

一是外交上的彻底孤立。

袁世凯在筹备称帝时，曾一度得到过日本等国的某种默许或暧昧暗示（如“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政治交易）。

这使他产生了列强会支持其帝制的错觉。

然而，称帝后，国际反应却急转直下。

原本最有能力且可能进行干涉的日本，此刻正被东北军揍得“满头包”。

在黄海和朝鲜半岛焦头烂额，损失惨重，根本无力也无心分身他顾。

即便没有东北军的牵制，在原历史的轨迹中，日本在看清袁氏称帝不得人心、难以稳定局势后。

也迅速转变态度，转而全力支持中华民国的反袁势力。

并向袁世凯提出严厉警告，停止借款，施加外交压力。

其他列强如英、法、俄等，出于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稳定、以及不认同帝制复辟的价值观（至少表面上），也普遍持反对或不予承认的立场。

这使得袁世凯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任何可能的外部支持与奥援，陷入外交上的绝对孤立。

二是财政的彻底崩溃。

称帝活动本身及其前后的大规模筹备、宣传、赏赐，耗费了北洋政府本就拮据的国库巨资。

而为了镇压各地的护国军与反袁起义，庞大的军费开支更是如同无底洞，使政府财政迅速枯竭。

经济基础的瓦解，直接动摇了军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稳定。

三是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与道德上的彻底破产。

从孙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坚定不移的反袁斗争。

到梁启超及其进步党（研究系）从最初的“开明专制”幻想破灭后，转而公开反对帝制。

从社会各界的名流学者、报界精英口诛笔伐，到普通城市市民、乡绅乃至部分觉醒民众的广泛不满。

一场反对帝制、扞卫共和的舆论海啸席卷全国。

袁世凯已被塑造成“背叛民国”、“窃国大盗”的独夫民贼形象，“国人皆曰可杀”成为其真实的舆论处境。

这种道德合法性的彻底丧失，使其政权丧失了最后的社会基础与凝聚力。

任何镇压手段，在澎湃的民意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内部分裂、外部孤立、财政崩溃、民心尽失……

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铸成了袁世凯洪宪帝制的迅速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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