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部抵抗？

这个念头并非没有在段祺瑞的脑海中闪过，甚至可能反复权衡过。

然而，理性得出的结论却冰冷而确定。

那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死路，通往的不仅是军事上的惨败，更是政治上的彻底毁灭。

山海关前的“演习”已经清晰地展示了双方在军事理念、武器装备、组织效能上的代差。

这种差距不是依靠京畿地区这些人心惶惶、派系林立的残兵所能弥补的。

更不用说，一旦开战，他将立刻背负上“内乱祸首”、“阻碍抗击外诲”的骂名。

在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背景下，这无异于政治自杀。

那么，暂时放弃京师这块已成绝地的招牌，率部主动撤出直隶。

向尚有回旋余地的山东、安徽等地转移，保存实力，徐图后计？

这个选项看似理性，细思之下却同样荆棘密布，困难重重。

首先，段祺瑞内心深处就难以割舍这刚刚到手，尽管已大大贬值却仍象征意义重大的“中枢”权力。

退出京师，意味着自动放弃在法理上统合北洋残余力量的正统地位。

从“中枢”跌落为地方军阀之一，其政治号召力将急剧衰减。

其次，退路本身也充满变数与风险。

仅凭山东、安徽两省的财力物力，如何供养投靠在他麾下的近十万（若能全部带走的话）大军的粮饷、被服、弹药？

两省经济本非富庶，骤然涌入如此庞大的军队，必然导致财政崩溃、民生凋敝，根基未稳便先失民心。

再者，山东督军靳云鹏、安徽督军倪嗣冲这两位昔日“盟友”的态度，更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不错，他们之前曾公开支持段祺瑞。

但那是在北洋中枢尚存名义、段祺瑞手握“中枢”权柄、可以给予他们政治回报和庇护的时候。

时过境迁，一旦段祺瑞失去京师这个舞台，变成一支需要寄人篱下、寻求庇护的流亡武装。

靳、倪二人还会敞开大门，恭敬相迎吗？

恐怕更多的是戒备、猜忌，甚至可能趁火打劫，吞并其部众。

届时，“谁听谁的”将成为现实而残酷的问题，盟友关系在生存压力下极易变质。

局势糜烂至此，无论进击还是退守，似乎都看不到明朗的出路。

段祺瑞一时陷入了进退维谷、难以抉择的困境，手握看似增大的权力，实则站在了悬崖边缘，脚下是正在崩塌的基石。

……

段祺瑞带着沉重的心事离开后，病房内恢复了压抑的寂静。

病榻上的袁世凯，似乎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来应对方才的权力交割，此刻更加衰颓。

然而，或许是了却了最后一桩“公事”，他反而有了一种近乎解脱的平静。

他强撑起精神，目光缓缓扫过仍然守候在房间内的朱家宝、雷震春、杨杏城等几位还算亲近的旧部，做出了他个人最后的、充满人情味却也无比现实的安排。

他用微弱而断续的声音，明确表态：

诸位跟了我一场，如今大厦将倾，不必再拘泥于旧节，可以自谋出路了。

他甚至主动给出了建议，不妨考虑主动向东北的杨不凡投诚。

这位精于算计一生的老人，在最后时刻，展现出罕见的“体贴”与务实。

他体谅部下的顾虑，补充道：

如果你们担心国防军最终无法战胜协约国联军，心存观望，也可以等到那场决定国运的战争有了明确结果之后，再做决定。

不过，他随即点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风险与机遇总是相对的。

在战局未明、国防军急需用人之际投诚，与在战后大局已定、论功行赏之时再归附。

两者所能获得的待遇、地位和信任程度，必然是天壤之别。

这其中得失，他让各人依据自身的判断和胆识，自行权衡清楚，他不做强迫。

最后，袁世凯将目光投向心思缜密、文笔与口才俱佳的杨杏城，委托他一件私事：

代自己将这番“建议”（他特意强调，这仅仅是建议，而非命令），一并传达给其他那些未能到场、但曾受他提拔照拂的亲近部下。

如梁士诒、陆征祥、曹锟、张敬尧等人。

同样说明，去留自决，他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思路。

在这一切安排之后，袁世凯说出了他唯一的要求。

或者说，是一位垂暮老人对昔日僚属最后的，带着几分悲凉与恳切的请求：

希望这些曾受过他恩惠的老部下们，倘若将来真能在国防军政府中立足，站稳脚跟，获得一席之地。

那么，在力所能及、不危及自身的前提下，能够多少照拂袁家子弟一二。

这无关政治，更像是一个家族长者在离散前，对可能延续的旧日情分所做的一点卑微寄托。

这番话语，没有了权谋，只剩下一片荒凉底色中，对旧人前途的务实指点，以及对家族未来的一点渺茫希冀。

它标志着袁世凯个人政治生命的彻底终结，也预示着一个旧式人情与恩庇网络的最后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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