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12年，赵胤于邯郸登基称帝，定国号为“赵”，年号光武，史称大赵光武帝。

赵胤的统治融合了汉制与革新。他重建三省六部，推行均田新法，开辟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延伸工程，并设立市舶司专营海外贸易。短短二十年间，大赵疆域东至朝鲜、北抵漠南、西控河西、南达交趾，人口恢复至三千万，国库充盈，府兵精锐，史称“光武中兴”。

然而盛世之下，一道深刻的裂痕正在形成。

---

光武帝晚年，朝堂上关于国家战略的争论日益激烈，逐渐形成两派：

“大陆派”以太子赵仁及中原世族为代表，主张“以农为本、固守中原”，认为应集中资源巩固黄河、长江流域，修建长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对海外贸易持保守态度。

“海洋派”则以四皇子赵晟及东南沿海商人集团为核心，提出“以海富国、开拓四方”的战略。他们指出，大食（阿拉伯）、天竺（印度）的海上商路利润丰厚，且南洋诸岛土地肥沃，可缓解中原人口压力。

两派争执不下，甚至演变为朝堂上的公开对峙。公元935年，光武帝病重之际，这场争论达到高潮。

是年秋，洛阳皇宫紫宸殿内，一场决定帝国命运的辩论持续了三天三夜。大陆派以“华夷之辨”为据，称“渡海者背弃祖地，非我族类”；海洋派则引用《史记·货殖列传》，力证“通商而富国，古已有之”。

病榻上的光武帝最终做出了一个折中却导致分裂的决定：册立太子赵仁继位，但同时授权四皇子赵晟组建“东海经略府”，统辖登州、明州、泉州等沿海州府及所有水师，给予其海外开府之权。

此诏书一出，朝野震动。老皇帝的本意或许是平衡两派，却不知已为帝国的分裂埋下种子。

---

公元936年，光武帝驾崩，赵仁即位，是为大赵惠宗。惠宗登基后立即开始限制海洋派势力，削减水师军费，提高海商税赋。矛盾迅速激化。

公元938年春，四皇子赵晟在泉州召集东南沿海十五州刺史及水师将领密会。三个月后，一支由三百艘战舰、五万精兵、三万工匠及家眷组成的庞大舰队从泉州港启航。这支舰队携带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火药配方、造纸术、印刷术和大量典籍，浩浩荡荡向东驶去。

赵晟的舰队先抵达流求（台湾），建立中转基地，随后北上，在朝鲜半岛南部与当地豪族联合，击败新罗残余势力。公元939年，舰队跨过对马海峡，登陆九州岛。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军事组织，赵晟的军队在三年内统一了日本诸岛，于公元942年在京都（后改名“长安东都”）正式称帝，国号仍为“赵”，史称“新赵”或“东海赵”，自称中华正统。

消息传回洛阳，朝堂震怒。惠宗下诏削去赵晟一切爵位，称其为“海逆”，并断绝一切往来。然而浩瀚大海已成天堑，大赵水师无力远征。

自此，中华文明一分为二。

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赵皇朝，坚守“中原正统”，发展出高度精致但日趋保守的农耕文明。他们修建了更宏伟的宫殿、更完备的科举制度、更精细的理学思想，但对外部世界逐渐失去兴趣。至十一世纪初，大赵禁止民间建造双桅以上海船，闭关倾向日益明显。

以扶桑诸岛、朝鲜为中心的新赵，则开创了独特的“海洋中华”文明。赵晟（庙号世祖）定都于京都，同时设“南都”于釜山、“东都”于江户（东京），形成三角统治核心。新赵积极融合中原文化、朝鲜技术和日本本土传统，发展出强大的造船业和火器制造技术。他们继续向南洋开拓，在吕宋、苏门答腊建立商站，甚至与印度朱罗王朝、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

此后百余年，两个中华政权沿着不同道路发展：

大赵皇朝在保守中逐渐僵化。土地兼并严重，北方契丹、西夏不断侵扰，朝廷却将大量资源用于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和禁军。

科举制度演变为门阀子弟的晋升阶梯，寒门难以上升。尽管文化艺术达到极高成就（出现了类似《清明上河图》的《洛阳盛景图》等杰作），但社会矛盾如地火暗涌。

新赵则展现出惊人的活力。他们建立了独特的“海陆双轨制”：本土实行改良的均田制，保障农业生产；海外则通过特许商团进行贸易扩张。

新赵朝廷设立“四海监”，系统收集航海图、各地物产与风土情报。至十一世纪中叶，新赵舰队已定期航行至巨港（今印尼）、锡兰（斯里兰卡），甚至有两艘探险船抵达东非海岸，带回了长颈鹿和象牙。

文化上，新赵推行“和而不同”的政策：官方文书使用汉字，但允许民间使用简化字和标点；儒学仍是正统，但增设算术、航海、外国语等实用学科；佛教、道教与神道教共存。

京都成为当时东亚最开放的国际都市，阿拉伯商人、印度僧侣、高丽工匠在此杂居。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