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秋天，对于沈阳的铁西工业区来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多事之秋”。这个秋天，不仅有日渐凛冽的北风和飘零的落叶，更有机器重新轰鸣的希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加具体而微妙的挑战。

苏联援助的第一批设备部件和技术资料，历经辗转，终于陆续运抵。拆开厚重的木箱和防潮油纸，露出的是涂着暗绿色防锈漆的机床铸件、成捆的电缆、箱装的精密仪器，以及那一摞摞厚重、散发着油墨与陈旧纸张混合气味的俄文图纸和技术文件。与之同来的，还有第二批规模更大的苏联专家团，这次不仅有工程师，还包括了设备安装技师、工艺师和质量管理专家。

整个工业部，特别是兵工厂、机床厂、钢厂等相关单位，如同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开始了高速运转。而李云龙和赵刚，也从宏观的规划和组织者，更深地卷入了具体的技术攻坚和管理细化之中。

首先面临的是设备安装。运来的并非整机，往往是拆卸成部件状态，以节省运输空间和成本。这给安装带来了极大挑战。按照苏方提供的安装图纸和工艺要求，需要在预先准备好的基础上，进行精确的找平、对中、固定，然后组装、连接动力和控制系统，最后进行调试和试运行。

李云龙几乎天天泡在安装现场，主要是兵工厂新建的“苏式步枪生产线”和重型机械厂接收的一批中型机床的安装车间。他的角色不是技术指挥，而是“总协调”和“鼓风机”。哪里缺吊车了，他吼着让后勤部门去调；哪个部件搬运卡住了，他袖子一挽就跟着工人一起推；苏联专家和中国的技术员、工人因为某个安装细节（比如水平仪气泡差半格，或者某个螺栓的紧固力矩）争执不下时，他会跳出来，先听双方说完，然后用他特有的方式拍板：“听专家的！人家图纸上这么写的，咱就按图纸来！差半格？那就调到一丝不差！咱们现在是学生，学生就得按老师的规矩来！但是，”他转向工人，“专家讲清楚为啥要这么严了吗？咱们不仅要知道怎么做，还得知道为啥这么做！韩工，你给翻译清楚，让大伙儿都明白！”

他的存在，既保证了苏联技术规范的严格执行，避免了因“差不多就行”的旧习气可能导致的隐患，也督促专家们更多地解释原理，促进了技术消化。

赵刚则侧重于安装过程中的组织管理和人员思想工作。他注意到，一些老工人对苏式设备和严苛的安装要求有些不适应，甚至私下嘀咕：“洋玩意儿就是麻烦，咱们以前那么装不也照样用？”一些年轻技术人员则可能盲目崇拜，对专家的话不分对错全盘接受。

他召集各安装队的党小组长、工会负责人和骨干工人开会：“同志们，安装这些新设备，是我们学习苏联先进技术的第一步，也是硬仗。困难肯定有，不习惯也正常。但要明白，严格的技术要求，是为了保证设备精度、寿命和安全生产，最终是为了咱们自己能造出好产品。苏联专家有他们的经验，我们要虚心学。但学习不是盲从，遇到不明白的，要敢于问，弄清楚道理。咱们中国工人有智慧，要把人家的好方法和咱们的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各党支部、工会要关心工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做好解释动员，保证安装任务顺利完成，同时带出一支懂新技术、守新规矩的安装队伍。”

在紧张有序的组织下，安装工作稳步推进。巨大的厂房里，天车来回穿梭，吊装着沉重的床身、立柱。工人们按照图纸，用水平仪、千分表一丝不苟地调整着。苏联专家拿着图纸和工具，穿梭在各工位之间，指导、检查、示范。翻译们忙得脚不沾地，嘴唇干裂。入夜后，安装现场往往灯火通明，挑灯夜战是常事。饿了，啃几口凉窝头；困了，轮流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打个盹。

然而，挫折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安装一台关键的齿轮加工机床时，按照图纸要求进行最后的主轴精度调试，无论如何调整，动态精度总是达不到标准。反复检查基础、重新找平、校准部件，问题依旧。负责安装的苏联专家急得满头大汗，中方技术人员也束手无策。工期眼看要延误。

李云龙闻讯赶来，现场气氛凝重。他没有发火，而是围着机床转了几圈，问那个急得团团转的苏联专家：“伊万诺夫同志，会不会是……这床子本身在运输途中，哪个关键部件受了内伤？或者，图纸要求的环境温度、地基震动，咱们这儿条件还达不到？”

翻译过去后，伊万诺夫愣了一下，若有所思。他仔细检查了运输记录和包装，又让中方技术人员重新测量了车间温度和地基微震动数据。结果发现，由于沈阳秋季昼夜温差大，安装车间保暖不足，白天气温尚可，后半夜温度骤降时，机床铸铁床身产生了微小的形变，影响了精度稳定。同时，车间不远处有一条铁路支线，偶尔过车带来的轻微震动，也对超精密调试产生了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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