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的指尖触到老洋房木质楼梯的扶手时，指腹传来一阵细微的凉意，像摸到了一块浸在井水里的玉。这栋建于1932年的法式洋房藏在租界老巷深处，墙皮爬着半枯的爬山虎，铁艺阳台上的花纹锈成了暗红色，门牌号“静安里7号”的铜字被雨水冲刷得发亮——这是她花了半年积蓄租下的地方，用作她的家具修复工作室。

“林小姐，这房子可有年头了，以前是个外交官的住处，后来空了十几年，你住进来可得小心点。”中介王哥把钥匙递过来，眼神里带着点暧昧的神秘，“我听说啊，夜里能听到留声机的声音，还有人在楼梯上走路，嗒、嗒、嗒的，像穿高跟鞋的女人。”

林砚笑了笑没接话。她是个文物修复师，专做老家具，这些年在全国各地的老房子里待过，什么“闹鬼”的说法没听过？大多是风吹过窗缝的声响，或是木头发潮后的收缩声。可当她推开厚重的橡木门，闻到空气里混着的檀木与灰尘的味道时，心跳还是漏了一拍——客厅正中央的壁炉前，摆着一台黑色的铜质留声机，唱针悬在唱片上，旁边的红木矮柜上，放着个半旧的皮箱，锁扣上缠着一圈褪色的蓝丝带。

“这些都是原主人留下的？”林砚问。

“是啊，前几任租客都不敢碰，说碰了会倒霉。”王哥搓了搓手，“你要是嫌碍事，我叫人来搬走。”

“不用，我留着。”林砚蹲下来打量留声机，机身刻着精致的缠枝莲纹，底座有个小小的金属牌，刻着“赠婉卿，1935.5.20”。她对老物件总有种莫名的亲切感，仿佛能透过木纹和铜锈，摸到它们背后的故事。

搬进来的第一晚，林砚就遇到了怪事。

凌晨两点，她被一阵轻柔的音乐声吵醒。声音从客厅传来，是周旋的《夜上海》，咿咿呀呀的，混着留声机特有的电流杂音。她披了件外套走出卧室，客厅里的留声机竟在自动转动，唱针稳稳地落在唱片上，蓝光从机身的缝隙里漏出来，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谁？”林砚的声音有些发紧。她明明记得睡前把唱针抬起来了，电源也拔了——可此刻，留声机的电源线正好好地插在墙上的插座里。

音乐突然停了。留声机的唱臂缓缓抬起，又落下，像是有人在操作。林砚抓起桌上的手电筒，光束扫过客厅——红木矮柜上的皮箱开了条缝，里面露出一角米白色的丝绸，像女人的裙摆。她走过去想把箱子关上，指尖刚碰到箱盖，就听见楼梯上传来“嗒、嗒”的脚步声，很轻，却很清晰，像是有人穿着高跟鞋，正从二楼往下走。

光束猛地照向楼梯口，那里空荡荡的，只有扶手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可脚步声还在响，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客厅门口。林砚的后背泛起一层冷汗，手电筒的光开始发抖，照在地板上的光斑晃成了一团。

“你是谁？”她鼓起勇气喊了一声。

脚步声消失了。留声机突然又开始转动，这次播放的不是《夜上海》，而是一段钢琴曲，旋律很悲伤，像是有人在低声哭泣。林砚盯着楼梯口，恍惚间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穿一件米白色的旗袍，头发挽成髻，手里提着个小巧的手提包，正站在那里，侧脸在月光下白得像宣纸。

影子慢慢转过身，似乎想看清林砚的脸。可就在这时，窗外突然闪过一道闪电，影子瞬间消失了，只留下留声机里的钢琴曲，在空荡的客厅里循环播放。

第二天一早，林砚在楼梯口发现了一枚珍珠耳钉，滚落在地板的缝隙里，珍珠已经发黄，却依然圆润。她想起昨晚的影子，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房子里，是不是真的有“东西”？

她去巷口的老杂货店打听。店主是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姓周，听说她住在静安里7号，眼睛一下子亮了：“你说的是苏外交官的房子吧？当年他娶了个上海小姐，叫沈婉卿，长得可漂亮了，经常穿着旗袍在阳台上弹琴。后来苏外交官去了国外，再也没回来，沈小姐就一个人住在里面，没多久就病死了。”

“沈婉卿？”林砚心里一动，留声机上刻的“婉卿”，难道就是她？

“是啊，听说沈小姐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封没寄出去的信，是写给苏外交官的。”周老爷子叹了口气，“那房子空了这么多年，总有人说看到沈小姐的影子，夜里在客厅里走，像是在等谁。”

林砚回到洋房，翻出那只皮箱。箱子里装着沈婉卿的衣物：几件旗袍、一双缎面高跟鞋、还有一个绣着玉兰花的手帕，帕子上绣着“婉卿”两个字，针脚细密，像是用了心思。最底下压着一个信封，泛黄的信纸上写着几行字，字迹娟秀，却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地方已经模糊：

“致明远（苏外交官的名字）：

你走了三个月，阳台上的玉兰花谢了又开。留声机里的唱片快转坏了，你说过回来要教我弹那首《月光》，可我等了好久，你还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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