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六月初六，芒种。

长白山的林子彻底绿透了。榛子林的叶片从嫩绿转为油汪汪的深绿，荒山沟的沙棘苗蹿到半人高，紫穗槐的枝条上挂满细碎的紫色花穗，风一过，簌簌地往沟底飘。

翠花坊车间里，刘三柱站在炒锅前，温度计指针稳稳指着一百八十度。

他把铁筛里的榛子倒进热砂。

铲子翻动，砂粒哗哗作响。

三分半钟。

关火，筛砂，出锅。

榛子在笸箩里滚了两滚，壳儿噼啪裂开，露出金黄油亮的仁儿。

三嫂刘翠花站在他身后，围裙系得板正。

她捏起一颗，掰开，放进嘴里。

嚼了三下。

“成了。”

她把围裙边松开。

刘三柱把铁筛搁下，没回头。

“姐，今儿个是初六。”

三嫂没说话。

她转身走到车间门口，把那本挂在钉子上、翻得卷了边的日历撕下一页。

六月六，芒种。

日历下角有一行手写的红字——是老蔫叔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劲儿还挺足：

“敬山神爷。老把头忌日。”

那是去年芒种，赵老蔫坐轮椅来翠花坊送榛子时，顺手用孙铁柱的圆珠笔写的。

老爷子写完了，把日历挂回钉子，拍拍手上的灰，说：“翠花，这日历明年芒种可别撕错了。”

三嫂没撕。

她把那页日历从钉子上取下来，叠好，塞进围裙兜里。

“三柱，”她说，“今儿个下工早点儿。”

刘三柱把炒锅的火封上。

“姐，俺知道。”

野狼沟口的老榆树下，从一大早就有人影晃动。

王建国是头一个到的。

他把那只小鹰架上鹰杆，蹲在树荫里，鹰杆戳在地上，另一头抵着膝盖。鹰歪着头，琥珀色的眼珠缓缓转动，望着沟深处那片苍莽的林海。

孙铁柱第二个到。

他扛着那把磨秃了的老扫帚，蹲在王建国旁边，把扫帚搁在膝盖上，一根一根拔扫帚头上粘的苍耳。

“建国，”他闷声闷气，“老蔫叔忌日，你带鹰来干啥？”

王建国没答。

他把鹰杆又往土里戳深了半寸。

“……它自己跟来的。”

孙铁柱没再问。

他把最后一颗苍耳拔下来，攥进手心里。

李二虎是骑着自行车从二道沟赶来的。车梯子没支稳，他从车后座解下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扛着往老榆树下走。

“二虎，你那袋子里装的啥？”孙铁柱问。

李二虎把袋子搁在树根边，解开扎口。

是一壶散白干，三只白瓷酒盅，一包用油纸裹着的猪头肉。

“老蔫叔活着那会儿，最爱这一口。”他把酒盅摆正，“俺爹说，那年老蔫叔在二道沟蹲点教下套，俺爹请他喝酒，他一顿喝了八两，还跟没事人似的。”

他把酒壶塞子拔开，给三只酒盅都斟满。

“俺爹去年没了。”他声音发低，“老蔫叔比他早走半年。俺爹临走那几天，还念叨，老蔫头咋不等他呢。”

没人接话。

风从北边吹来，穿过老榆树发了新芽的枝丫，把酒盅里的白干吹起细密的涟漪。

王老五、赵铁锤、刘三柱、还有猎队那十七个磕过头的徒弟——一个接一个，从屯子、从沟里、从二道岭的方向，聚到老榆树下。

没人招呼。

芒种是老把头忌日。

老把头是老蔫叔的师傅。

老蔫叔说过，老把头走那年，他才二十三，一个人扛着枪进了野狼沟，蹲在老把头生前搭的抢子里，蹲了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枪没响。”老蔫叔说，“第四天早上，我从抢子里出来，打了这辈子头一头犴。”

他把那副犴角背回屯子，在老把头坟前供了三天。

那副角，后来卖了八十块钱。他留了二十，剩下六十给老把头家送了去。

老把头的老伴瘫在床上，儿子才八岁。那六十块，是那家人那年冬天买煤的钱。

王建国把鹰架收起来。

他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望着沟深处那片莽苍的林海。

“老蔫叔，”他开口，声音不高，“俺们来了。”

杨振庄是巳时正到的。

他没带枪，没带狗，没带任何人。

他手里只攥着一根鹰杆。

楸木的，榫头重新打磨过，杆身被他盘的溜光。

那是老蔫叔用了四十年的鹰杆。

老蔫叔临走前那几天，把这根杆从仓房旮旯翻出来，用砂纸打磨了三天。

“振庄，”老爷子把鹰杆递给他，“这根杆，你留着。”

杨振庄接过杆。

“往后传给继业。”

杨振庄没答话。

他把鹰杆立在墙角，和老套筒猎枪并排放着。

一放就是大半年。

他把鹰杆攥进掌心里。

“老蔫叔，”他蹲下身子，把鹰杆戳在榆树根边，“继业六岁了。”

他顿了顿。

“俺今儿个带他来，您看看。”

继业从爹身后探出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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