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十年（西元274年）四月初九，郁水的北侧，布山的南方，夹着一块丰沃的低矮丘陵，早已被先民开垦为稻田，附近没有丛林遮挡，有着比较开阔的视野，非常适合用作战场，主客双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里，恰好于昨日遭遇相会。然而，此域的四季根本不分明，无论何时都是葱葱郁郁，一年到头的温度都比较高，更恰当的区分应该是旱季和雨季，最近是后者。从黎明开始，湿闷的水气化作挥之不去的浓雾，能见度只有眼前几步路，这事有点烦人。

经历了长达近一年的打打和和，晋吴在交州地区的主要军队，终于要来场硬碰硬的决战，以决定此域的归属。郁林郡的郡城就在北侧不远，奇怪地放置于郡境的最东北侧边界，直接与荆州零陵郡、广州苍梧郡为邻，这是境内蛮夷遍布的特殊性导致的。为了保障此处，吴国特别安置了两个独立的南、北都尉负责屯兵，以充实本郡的防御。拿下这里，晋军的局面就得以豁然开朗，直指吴国的空虚腹地，把边界线的长度扩大几乎三倍，而且把关键的城池结点都握于手中，掌握未来的攻击主动权。失去这里，吴军的态势将彻底转为被动，要提防晋国的多点突袭，得从内地抽出更多的丁壮来补防，加倍耗费国力。

陶璜、陶抗两兄弟在三天前会合，刚刚互相提防着会合了兵力，就听说了晋军尾随而至的消息。他们本待再集结些力量，可是听说来者很卑鄙地大肆破坏耕田，就立刻坐不住了。在丧失了合浦郡的仓库存粮后，原本就重要的本地春耕更加重要，这关系到数万军民的生死存亡。于是他们匆忙召集两个郡都尉，又集结了附近的郡县民兵，拼凑出一万四千人的阵容，浩浩荡荡地开拔到布山，以阻止晋人的进一步破坏。至于修允那支残军，是在上次逃亡的中途分道扬镳，投靠与之有旧的广州刺史去了。

吴军倚山布阵，陶璜用官职和威望，压服了职务本不归他管的弟弟，包揽了指挥权。他用下令稳重踏实的黎晃带两千人居左翼，重伤刚愈的猛将王约带四千人居右翼，陶抗带着四千人居中。他本人于中后方压阵，把没什么战斗力的两千郡兵放在这以壮声势。最亲信的将领卫濮，率两千名精挑细选的陶家部曲，隐藏在大军侧后方待命，将是关键的预备队。这个分配方式很不均匀，右翼的强度远甚于左翼，这是陶璜的有意为之，也是很多名将喜爱的方法。左、右翼在战场上摆出的宽度一致，纵深却是后者远远胜之，一个佯攻实防，一个伪防主攻，这样在实战中能不断压迫敌军的对应地带，集中优势兵力破敌。

当了半辈子书生的陶抗，并不明白兄长的深意，却觉得自己率领中军是偌大的荣幸，沾沾自喜地领命去了。其实他所处的所谓“中军”，恰恰是谁都可以应付的庸人岗位，用猫狗都可以替代指挥。中外战争中，双方的突破口很难直接从中路打开，除非是两边将领没有战术头脑的莽汉打法。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楚军右翼惊骇逃散，导致全军溃败。法国的拿破仑，也喜欢集中重炮轰击敌方各师、团的结合处，打乱某侧阵脚后扩大战果。这种战术思路在于，任何军队都是由下级单位组织起来的，在排兵布阵时总要出现甲营与乙营、甲部与乙部之间的“边界”，归属不同的陌生兵士虽然站在相邻处，却很难真正做到步骤协同，犹如两块砖头并排却“黏合”不起来。所以陶璜把部队的力量作有效分配，右翼的任务是取得局部优势后扩展为全局优势，左翼的任务是苦战坚守以等到友军得手，中军的意义就是单纯的吸引火力。

与之对阵的孟干等人，经历了这么久的实战后，同样是知道作战术思考，而不是只猛冲猛打。然而他们的配置看着很简练，在郁水的北侧排开，孟观左营的居左对抗王约，李肇的右营居右对抗黎晃，封鞅的前营则是居于中路，各自是本部两千人。张轨的后营则游荡于大军的后方，利用今天的浓雾掩盖动向，在丘陵的隐蔽中潜伏下来，不与敌作第一线接触。和吴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力量配置似乎没有左右强弱有别，而且用更大比例的人数充当预备队，占用了全军的足足四分之一，这为战役增加了极大变数。

相对而言，晋人今天更强调的是武器配置。正面应敌的三个营，每个营下属的四个部，均为独立作战单位。两部居前用剑盾，作并列方块形状，一部在后配置刀矛，呈横排长条，一部压阵用远程兵器。他们的兵力并不作完全舒展，而是有意加深了纵列的数目，以达到先期的迷惑效果，以及后续的持续发力作用。还是以营为例，剑盾部都是作每排五十人、每纵十人的横队，而且站得非常密集，有意压缩军容。横海军保持着一体尊重的惯例，在战役前层层传达了作战计划，上至将校，下至士兵，每个人都很清楚今天自己的角色定位，明白何时该干什么，信念相同，目标一致。说夸张一些，就算部督、队长都阵亡了，士兵仍然知道该继续坚持多久，胜利由何而来。与之相反的是，陶璜的布阵欺骗敌人的同时也欺瞒自己人，他是堂堂的交州都督，不屑于让低贱的人知晓“军情”，只要几个亲信将领知道即可，连亲弟弟也不知其用意，茫然地准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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