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手下的便衣，则像融入沙地的水银，无声无息地渗透到各个角落，收集着零碎的对话、观察着可疑的行迹。

林悦的工作则更为柔性，也更为关键。她带领着心理小组和各级指导员，以关心生活困难、了解实际需求为名，深入到各个班组、家庭、生产小队。

她们耐心倾听抱怨，记录下关于口粮配给、居住条件、工作强度等具体问题，同时也以闲聊的方式，巧妙地将管理层的难处、外部威胁的严峻、以及前哨基地的战略意义，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出去。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平时喜欢发表“高见”、对现状不满的“活跃分子”，也逐渐浮出水面。

线索，开始像无数条细小的溪流，向着同一个方向汇聚。

与此同时，安全区内的压力测试并未停止。尽管有我的公开喊话和基层人员的努力安抚，但被点燃的情绪并非那么容易平息。

第二天，在中心物资分配点前，聚集了数十名情绪激动的幸存者，他们不再满足于私下议论，而是公开要求“公平公开”，要求周茂志当场“说清楚”物资分配细则，甚至有人喊出了“反对军事特权”的口号。

场面一度有些紧张。负责维持秩序的战士们，牢记命令，手挽手组成人墙，阻挡着人群向前拥挤。他们面色紧绷，牙关紧咬，忍受着扑面而来的指责甚至辱骂，没有一个人还嘴，更没有一个人动用武器。这种极致的克制，让一些原本只是围观的人感到动容。

我得知消息后，没有调动更多部队，而是只带了两名警卫员，亲自走到了物资分配点。我没有站在高处，而是直接走进了人群中心。

“我就是陈默。谁有疑问，现在可以当面问我。”我的声音不大，却瞬间让嘈杂的现场安静了不少。

人群中一阵骚动，几个带头的人面面相觑，似乎没料到我会亲自前来。一个胆子稍大的中年人挤上前，语气激动地指着战士们：

“陈书记！你广播里说得好听！可你看看！为什么他们当兵的就能顿顿吃饱，我们干活的人就要饿肚子？为什么修坦克就有油有料，我们想补一下漏雨的屋顶就那么难？”

我没有回避他的目光，平静地回答：“这位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岗位工作？”

“我……我叫王五，在农业组世博园后山段！”他愣了一下，回答道。

“好，王五同志。”我转向身旁脸色发白的周茂志，“周主任，把上个月的口粮分配明细，还有燃油消耗记录，拿给他看。当着大家的面，一笔一笔，算清楚。”

周茂志立刻示意助手搬来厚厚的账本。他翻到相关页面，一条条地念出来：

“上个月，战斗部队人均口粮标准，因高强度训练和战备执勤，确实比普通劳动岗位高出百分之十五，主要高在蛋白质和油脂补给。但这是基于他们平均每日消耗热量超过五千大卡计算的……燃油消耗，用于装甲车辆维护和训练的，占总消耗的百分之四十，主要用于保障前哨基地补给线和日常巡逻，这部分如果削减，我们的防御半径将缩小一半，直接威胁世博园安全……用于民生运输和发电的燃油，占百分之三十五，其余为储备……”

周茂志的数据详实，甚至具体到了每一辆车的行驶里程和耗油量。

他一边念，一边解释着每一项开支的必要性。随着他的讲述，人群中不少人的脸色发生了变化。他们或许不懂太复杂的数据，但他们听懂了“防御半径缩小一半”，听懂了“战备执勤”意味着什么。

我看着王老五，继续问道：

“王五同志，你觉得，是让你和你的家人暂时少吃一口肉，换来战士们有力气挡住外面的丧尸和敌人重要，还是大家绝对平均，然后一起承担被攻破家园的风险重要？”

王五张了张嘴，脸涨得通红，看了看周围渐渐沉默下来的人群，最终低下头，嘟囔了一句：“我……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觉得……心里不痛快……”

“不痛快，可以提出来。我们欢迎监督，也正在努力改善大家的生活。”

我的目光扫过众人，“但用这种方式，散布谣言，煽动对立，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这次当面的对质，虽然没能完全消除所有人心中的芥蒂，但像一盆冷水，浇熄了最躁动的火焰。事实和数据，在很多时候比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更有力量。

调查组的进展也取得了决定性突破。技术溯源、人员排查和林悦的“柔性”工作，所有的线索都清晰地指向了两个人：

傅国生，五十六岁，疫情前是云南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纯属虚构，没有任何抹黑攻击云南大学的用意）；刘伟，三十一岁，曾是傅的学生，疫情爆发时恰好在昆明参加学术会议，遂一同被困。

傅国生此人，在安全区内有些“名气”。

他自恃学问高，常以“公共知识分子”和“民意代表”自居，私下里多次对安全区的管理模式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缺乏民主程序”、“军事化管理压抑人性”、“领导者权力不受制约”，并时常在他周围聚集起一批同样对现状不满或单纯被他学识吸引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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