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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算”、“明工”两科的有限落地，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颗石子，涟漪虽暂未扩大，却标志着某种界限已被打破。

江灼（李承乾）深知，科举改革只是撬动门阀特权的一根杠杆，要想真正动摇其根基，必须寻找更核心的支点。

而一个绝佳的机会，很快便送到了他的面前——修订《氏族志》。

贞观初年，李世民为提高皇族地位，打压山东士族（如崔、卢、李、郑等）的旧有威望，曾命高士廉等人编纂《氏族志》。

然而，初版仍因循旧例，将山东老牌士族列为第一等，皇族李氏反居其后，引得李世民大为不满，下令重修。

如今，此事因各种原因迁延未决，再次被提上议程。

这不仅仅是排个座次的脸面问题，更是关乎社会评价体系、官员选拔潜规则乃至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一战。

谁能主导《氏族志》的修订，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大唐精英阶层的价值标准。

一时间，各方势力目光灼灼。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希望借此巩固自身新兴贵族的地位；

山东士族则千方百计想要维持其数百年的清誉门望；

魏王李泰也想插手，借此拉拢或打击某些势力，扩充自身羽翼。

就在各方明争暗斗、争执不下之际，一份由“庶人承乾”秘密呈送的两仪殿的 《新修氏族志刍议》 ，再次让李世民陷入了深思。

这份《刍议》没有纠缠于具体哪家该排第几，而是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核心原则：“重今官爵，考其功绩，辅以德望，淡化郡望。”

具体而言：

1. “以当朝官爵品秩为首要依据，论品定等。” 直接将政治地位作为衡量氏族高下的首要标准，这无疑最符合皇权利益，也最能获得关陇军事贵族和新兴官僚的支持。

2. “增设‘功绩考’，凡于国有大功（如开疆、治水、兴农、强兵）、于民有实绩（如教化、断狱、廉能）者，无论出身，其家族等第可酌情擢升。”

这一条，直接将“绩效”引入了氏族评价体系，为寒门庶族乃至有能力的低级官吏打开了一道晋升社会评价的缝隙。

3. “德望非虚名，需察其家风，观其子弟，是否有违法乱纪、鱼肉乡里之行。若有，纵阀阅再高，亦当降等。”

这等于给了皇帝和朝廷一把可以随时敲打不法豪强、旧士族的道德戒尺。

4. “郡望仅作参考，不作为定等依据。” 这几乎是直接掘了山东士族赖以自豪的祖坟。

不仅如此，江灼还在《刍议》后附了一份详细的 “氏族功绩考评细则（草案）” ，

里面甚至包含了类似后世“绩效考核”的量化指标雏形，

如垦田数量、赋税完成度、辖内治安情况、文教兴办成果等，

建议由吏部、户部、刑部等部门联合提供数据，作为“功绩考”的参考。

这份《刍议》视角之新颖，思路之凌厉，手段之“现代化”，让李世民拍案叫绝！

这完全跳出了传统士族门阀争论的窠臼，用一种近乎冷酷的“功利主义”和“绩效管理”思维，为《氏族志》的修订，也为未来的人才评价和社会流动，指明了一条全新的、更利于中央集权的道路。

“此子……竟将帝王术与吏治之道，琢磨至此等地步！”李世民心中震撼之余，警惕也更深了一层。

如此洞悉人性与权力运作，若用之正，可成国之利器；若用之邪，恐为滔天巨患。

然而，当前的利益诱惑太大了。

若能以此原则修订《氏族志》，不仅能彻底打压山东士族的嚣张气焰，

更能将天下英才的评定标准牢牢掌握在皇权手中，极大地强化朝廷的向心力和控制力。

李世民心动了。

他再次顶住了来自长孙无忌（其对“功绩考”引入寒门元素有所保留）和山东士族代言人的巨大压力，

决意采纳江灼的核心思想，并做了一定妥协（如适当照顾关陇集团情绪，对“德望”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任命以其心腹重臣为主，但秘密指令，修订过程中若干关键原则和“功绩考”细则，需参考“庶人承乾”之议。

这无疑是将江灼置于了风口浪尖，却又给了他一个无形中影响帝国核心规则制定的绝佳平台。

修订工作启动后，风波骤起。山东士族闻讯，舆论哗然，纷纷斥之为“数典忘祖”、“败坏纲常”。

一些自诩清流的官员也上疏反对，认为以官爵功绩论高下，会导致“人心趋利，风俗日下”。

面对汹汹物议，江灼依旧深居简出，但他通过那些已悄然形成的“技术同盟”渠道，将一些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建议，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主持修订的官员。

例如，如何界定“于国大功”，如何核实地方官员上报的“政绩”数据以防舞弊，如何将“德望”考察与现有的御史监察制度结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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