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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志》修订引发的波澜尚未完全平息，江灼（李承乾）已将目光投向了帝国根基所在——土地与赋税。

他深知，门阀士族之所以能屹立不倒，不仅仅依靠清望门第，更依赖于他们通过数百年积累、兼并所掌控的庞大田产和依附于土地上的大量人口（荫户）。

均田制自北魏施行以来，至唐初已显颓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日益严重，

国家掌握的课户（承担赋税徭役的户口）不断减少，府兵制兵源也随之萎缩。

这一次，江灼没有急于抛出系统性的改革方案。

那无异于在油锅里泼水，会立刻引发所有既得利益者的疯狂反扑。

他选择了更隐蔽、更精准的切入点——官田管理与屯田效益。

通过“技术同盟”的渠道和自身对现有政令、文书的研究，江灼了解到，朝廷掌握着大量“官田”（包括无主荒地、抄没田产等），

这些土地除部分用于赏赐勋贵、授予府兵永业田外，大多由地方官府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租调。

然而，管理混乱，效益低下，甚至大量被地方豪强、胥吏勾结侵占，中饱私囊。

他精心准备了一份 《厘清官田、增辟屯田以实仓廪、安流民策》 ，再次密呈李世民。

这份策论的核心不再是空泛的理论，而是极具操作性的“项目管理”思路：

1. “清丈核户，厘清官田底数。”

建议由户部、司农寺牵头，御史台监督，对全国官田进行一次全面清查登记，绘制鱼鳞图册，明确地块、面积、肥瘠、佃户等情况。此条直指管理混乱和侵占问题。

2. “引入‘竞标承佃’，提升官田收益。”

提出一个前所未闻的概念：将清理出的官田，划分为不同等级，允许民间（包括地主、富农乃至有实力的自耕农）在保证国家基本租调定额的基础上，进行“竞标”，价高者或承诺开垦投入多者得。

所得超出定额部分，可按比例留存地方，用于水利、道路等公共建设。

此条旨在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官田利用率和国家收益，同时调动民间资本投入农业。

3. “扩大、优化屯田，安置流民，充实边储。”

针对边疆军镇和内地人口压力大的区域，提出系统化的屯田方案。

不仅限于军屯，鼓励“民屯”、“商屯”，给予更优惠的政策（如减免初期租调、提供种子耕牛），

吸引流民和民间力量参与，并将屯田产出与边军补给、地方仓储直接挂钩，建立绩效考核。

4. “建立‘田政考成’，将官田管理、屯田成效纳入地方官员升黜标准。”

将土地管理的“绩效”与官员的个人前途绑定，利用官僚体系的内生动力来推动政策落实。

这份策论，避开了直接触动私人田产的敏感神经，专注于挖掘“国有资产”的潜力，其思路之新颖、设计之精密，再次让李世民眼前一亮。

尤其是“竞标承佃”和“田政考成”，简直是点石成金的管理妙招，既能增加国库收入，又能安抚流民，还能锻炼、考察官员，可谓一举数得。

然而，李世民也深知其中风险。清查官田必然触及地方豪强和胥吏的利益；

“竞标”虽好，但如何防止豪强利用资本优势形成新的垄断？

如何确保过程公平，不致滋生新的腐败？

他再次陷入深思，并召来了少数绝对心腹重臣密议。

不出所料，反对声强烈。连一些相对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竞标”之举“有伤国体”，“恐启争利之风”，更遑论那些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者。

就在李世民犹豫不决之际，江灼通过内侍传来一句关键的话：

“可先于京畿道、都畿道择数县试点，由陛下选派干练可信之臣全程监督，以观成效。

若利大于弊，则推而广之；若弊大于利，则即时叫停，于国体无伤。”

“试点”策略，极大地降低了决策风险。

李世民终于下定决心，下诏在京畿地区的万年、长安、洛阳等几个重要州县，开展为期一年的“官田清理与竞标承佃”试点，

并任命其绝对信任的皇室宗亲兼能吏（如李道宗之类）总领，户部、司农寺、御史台协同，并暗示可“咨询”庶人承乾关于具体操作细则。

试点诏令一下，朝野再次震动。虽然范围有限，但“竞标”二字，如同惊雷，炸响在无数人的心头。

利益受损者疯狂反扑。试点地区的豪强胥吏或明或暗地抵制清查，散布谣言，声称这是“朝廷与民争利”，甚至暗中破坏，制造事端。

朝中与之关联的官员也纷纷上疏，或直言反对，或旁敲侧击，质疑试点的合理性与皇帝的动机。

魏王李泰更是抓住了这个“良机”，大肆攻击此举“扰乱地方”、“刻薄百姓”，并将矛头直指背后的江灼，称其“以诡诈之术蛊惑圣心，意在动摇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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