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边市郊，移民局临时拘留所的灯光惨白。王红梅坐在冰冷的铁床边，背脊挺得笔直——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哪怕内里早已千疮百孔，面上绝不能垮。

十二个小时，没水，没食。皮肤因为粉底干裂发紧，但她脑子里转的只有一件事：林凡。乌那隆寺回廊里，那个男人平静到令人心悸的眼神，像一面照妖镜，把她这些年精心构筑的一切都映照得可笑。

“看走眼了……”她舌尖舔过开裂的下唇，尝到一丝血腥味，却无声地笑了。不是懊悔，而是一种近乎兴奋的寒意。她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看走眼。

记忆，像失控的潮水，冲垮了理智的堤防，将她拖回那个她拼命想逃离的起点。

红梅，生在云南边境一个谈不上是镇还是村的地方。

父亲是个蹩脚的小生意人，常年在外倒腾些山货茶叶，回来时要么醉醺醺地带回一点微薄利润，要么就是一身债务和脾气。母亲是典型的传统女人，懦弱，劳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比她小五岁的弟弟身上。红梅是长女，从记事起就懂得“资源有限”是什么意思——好吃的、新衣服、甚至父母偶尔的笑脸，都理所当然地倾向弟弟。

她聪明，读书时成绩总是拔尖。但初中毕业那天，父亲把烟头摁灭在桌上，看也没看她摊开的录取通知书：“女娃读那么多书有啥用？早点嫁了，咱们村里王麻仁村里最能赚钱的。你嫁过去也可以帮衬下家里”

“爸！他都已经三十多了，刚死了老婆。你就让我嫁过去？”她发出惨烈的嚎叫

她僵直地站在原地，像一株被 sudden 的冰雹砸蔫的幼苗，所有的生机与朝气都在瞬间冻结、碎裂。那张曾被她小心抚平、承载着未来与希望的录取通知书，此刻在桌上苍白地摊开着，却仿佛成了一张祭奠她青春的讣告。

她的眼睛瞪得极大，漆黑的瞳孔里却空洞得可怕——先是难以置信的震惊，像玻璃被重锤击出蛛网裂痕；随即，那裂痕深处涌出滚烫的、近乎实质的绝望与愤怒。泪水没有立刻落下，而是在眼眶里蓄成一片濒临决堤的、颤抖的湖。她张着嘴，刚才那声惨烈的嚎叫似乎抽干了她肺部所有的空气，只剩下无声的、剧烈的喘息，肩膀随着每一次呼吸剧烈起伏，像溺水者挣扎着想要抓住一丝空气。

她的手指紧紧攥着洗得发白的衣角，指节捏得发白，微微颤抖。那不是害怕的颤抖，而是一种被强行拖拽、被剥夺、被背叛的剧痛所带来的生理性战栗。她能感觉到自己聪明的大脑——那个曾解出最复杂数学题、读懂最深奥文章、为她赢得无数赞赏与骄傲的地方——正在发出尖锐的鸣响，与父亲那句轻描淡写却残忍无比的话剧烈冲撞着。

而母亲在一旁搓着衣角，嘴唇动了动，最终只化为一声叹息。

婚姻的当天，十六岁的她。揣着母亲偷偷塞给她的两百块钱和缝在内衣里的身份证，瞒着父亲坐上了去昆明的长途汽车。窗外是迅速倒退的贫瘠山峦，她心里没有离乡的愁，只有一股烧灼般的狠劲：她要出去，要挣很多钱，要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昆明，她刷过盘子，摆过地摊，在服装厂流水线上像机器一样重复了成千上万遍同一个动作。 手指被针扎破，被布料磨出血泡是常事。她长得不差，甚至算得上清秀，但那股子过早洞悉世情的冷硬气质，让不少想占便宜的男人望而却步。她瞧不起流水线上谈情说爱的小姐妹，觉得她们愚蠢。她观察领班，观察老板，观察那些来去匆匆的批发商，默默学习他们说话的腔调、处事的方式，以及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

转折发生在二十一岁，在昆明一家拥挤嘈杂的旅店当服务员时。

这一天来了位客人，姓陈，做玩具外贸，工厂在揭阳。他四十多岁，身材保持得不错，话不多，眼神里有种长期经商沉淀下来的精明和疲惫。他不是常客，但每次来都住最好的房间，一住就是小半个月。

红梅（那时她还叫王红梅）注意到，陈老板看她的眼神不同。不是普通男人那种带着欲望的打量，而是一种评估，像在审视一件物品的质地和潜在价值。他会叫她送晚饭到房间，偶尔闲聊几句，得知她家里有个被寄予厚望却成绩平平的弟弟，父母指望她这个姐姐“扶持”时，他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陈老板离开的前夜，叫住了收拾房间的她。房间里烟雾缭绕。

“小王，跟你商量个事。”他开门见山，潮汕口音很重，“我老婆身体不行，生不了孩子。我家里需要个儿子继承香火。”

红梅的心猛地一沉，手指掐进了掌心。

陈老板摆摆手，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货品价格：“你先听我说完。跟我，不算亏待你。你在深圳，我给你安个家，两套房，写你名。两年时间，如果你肚子争气，生个儿子，我再额外给你一笔，够你在老家给你父母起栋像样的房子，让你弟弟风风光光娶媳妇。如果生不了，或者生的是女儿，房子也归你，我们好聚好散。你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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