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秉琼走到隔间门口，静静看了昏迷中的老张片刻，眉头微蹙。“蛀虫总是有的，哪里也难免。新枝抽芽，朽木不肯退场，总要挣扎一番。”他转过身，语气转而清晰有力，“傅大夫，蓝司令让我给您带个信，请您，还有城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耆老、商号主事，务必于今日午时三刻，到县衙前空场一聚。有件关乎武所民心风气的大事，要请诸位做个见证。”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如剑：“蓝司令说，乱世用重典，有些积弊，不刮骨无以疗毒。该见血的，那就让老百姓亲眼看看，这血，该不该流！”

午时刚过，灰白的日头勉强从厚重的云层里挤出一点惨淡的光，无力地洒在武所县衙前那块不大的空场上。空场四周已被蓝玉田麾下的士兵肃清，他们荷枪实弹，神情肃穆，穿着虽不崭新齐整却浆洗得干净利落的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腰杆挺得笔直，与几个月前那些歪戴帽子、敞着怀的北洋兵痞截然不同。士兵们在外围站成一道沉默的人墙，将越来越多的百姓挡在外面。

人，越聚越多。傅鉴飞在谢秉琼的安排下，和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以及城里几家大商号的掌柜，被安置在靠近衙门口台阶一侧稍高的位置。空气像是凝固的铅块，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胸口。只有压低的、嗡嗡的议论声，像无数只不安的蜜蜂在飞舞。

“听说是要处置那个曾玉山？”

“天杀的！这狗官可把咱武所刮地三尺了！”

“蓝司令真敢动刀子？那可是管钱粮的师爷…”

“嘘！来了！出来了！”

一阵靴子踏在青石台阶上的清脆声响，压过了所有的嘈杂。蓝玉田的身影出现在县衙大门的高阶之上。他今日没穿军装，一身深青色的粗布短褂，裤腿扎进厚实的山袜里，蹬着双半旧的布鞋，目光如鹰隼般锐利地扫过全场。他身后跟着的，正是穿着整洁学生装的谢秉琼，手里捧着一叠厚厚的卷宗，神情肃然。再后面，是几名持枪卫兵。

空场中央，已经临时摆下几张粗糙的木桌，权作公案。蓝玉田大步走到案后主位，并未落座，而是站定，双手撑在桌沿上，洪钟般的声音在肃杀的氛围里骤然炸开：

“武所的父老乡亲们！”声音不大，却有着金石般的穿透力，瞬间压下了所有私语，“蓝某人，一个山里闯出来的粗人！以前提着脑袋跟军阀斗，图的是口饭吃，有瓦遮头！如今，托国民革命的福，托北伐军的威势，也托咱们武所老少爷们的心气，把北洋旗号给拔了！可旗子拔了，根子还在！咱武所人想过安生日子？难！”

他猛地一拍桌面，震得桌上的粗瓷茶碗嗡嗡作响：“为啥难？就因为这些趴在咱老百姓骨头缝里吸血的蠹虫！把咱们武所，吸成了穷山恶水！把咱们老少爷们，逼得卖儿卖女、走投无路！”

他的目光如同实质般刺向衙门口内侧的阴影。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沉重的脚镣声由远及近，“哐啷、哐啷”地响着，像铁锤敲在每个人的心坎上。五个人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押了上来，推到空场中央最光亮的地方。

为首的，正是曾玉山！曾玉山往日那身象征身份、光鲜亮丽的绸缎长衫不见了，套着一件肮脏破烂的囚衣，沾满污渍。油腻的头发散乱地贴在满是汗水和惊恐的脸上，肥硕的身躯筛糠般抖动着，昔日那副趾高气扬、敲骨吸髓的师爷派头荡然无存，只剩下一条被剥了皮待宰的肥虫模样。他身后跟着的四个，也都是平日里盘踞在县府要害位置，民怨沸腾的税吏、粮官。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空场。曾玉山那双浑浊的眼睛绝望地在人群中扫视，似乎在寻找一丝赦免的可能。

谢秉琼上前一步，站在桌案旁，展开手中的卷宗，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朵，如同冰冷的铁条，一条一条地钉在曾玉山的骨头上：

“曾玉山！民国十一年秋，你勾结前北洋县知事，强征‘剿匪特别捐’，实征数额远超省府核定三倍，中饱私囊，计银元一千二百五十块！武所东西两乡，为此卖地卖屋者三十七户，投水自尽者三人！可有虚言？”

“曾玉山！民国十三年春荒，你伙同粮商，倒卖省府平价赈济粮一百五十石，牟取暴利，至城西窝棚区饿死妇幼十四人！可有虚言？”

“曾玉山！民国十四年，北伐军兴，你私刻关防，伪造公文，征收‘北伐预支捐’、‘过境费’、‘慰劳费’等名目共十二项，搜刮民脂民膏五千余银元！可有虚言？”

……

一条条，一件件，时间、地点、数额、受害者姓名、惨状……铁证如山，罄竹难书！谢秉琼的声音平稳得可怕，仿佛只是在念一本与己无关的流水账，可每念一条，人群中就响起压抑不住的啜泣和愤怒的低吼。那都是血泪浸泡的岁月，曾玉山手指缝里滴出来的，都是武所百姓的骨髓！

“冤枉啊！蓝司令！谢先生！饶命啊！是他们…是他们逼我的啊！”曾玉山终于崩溃了，杀猪般嚎叫起来，双腿一软，瘫跪在地，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徒劳地磕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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