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鉴飞笑了笑，没有说话。他知道朱师爷说的是实话，在这乱世之中，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总得有良知，正义。

傅鉴飞放下手中的茶盏，青瓷与红木桌面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前几天，我听说上海那边发生了一些工人运动...虹口那边的日资纱厂，工人们因为连续加班三个月，连大年初一都要开工，终于忍无可忍集体罢工了。

朱师爷正用一方绣着云纹的帕子擦拭着金丝眼镜，闻言动作顿了顿。镜片后的眼睛微微眯起，像是在透过这副西洋眼镜打量更远的地方：这事我也听说了。他放下帕子，声音压得很低，就在上周三，三千多工人堵了厂门，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和月结工资。那些日本资本家...他冷笑一声，当场就叫来了公共租界的巡捕房。

傅鉴飞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苦涩的茶汤在舌尖打转：我表弟在申报当记者，他说现场...巡捕们拿着警棍见人就打，有个女工抱着孩子在前面劝，被巡捕一把推倒在铁轨上。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听说那天下着雨，血水混着雨水在铁轨上流了老长。

可不是嘛！朱师爷摘下眼镜，用衣角仔细擦拭着镜片上的雾气，上海滩是什么地方？那是黄金荣、杜月笙这些青帮大亨和洋买办们说了算的地界。他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反射出一道寒光，那些资本家，背后站着洋人和军阀，他们怎么可能容忍工人运动？

傅鉴飞紧绷着面容：我听商务印书馆的老陈说，现在连书局里的排字工都在串联...那些工人，要是敢反抗...

那还不是自寻死路！朱师爷猛地一拍扶手，檀木椅腿在青砖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他凑近傅鉴飞，浑浊的眼睛里闪过无奈：上个月闸北的印刷厂罢工，领头的七个工人，第二天就被人发现...咳咳，在苏州河的码头边上。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尸体都泡肿了。

傅鉴飞转过身来，茶几上的《申报》头版还印着实业救国的标语，与他们的对话形成荒诞的对照。他低声道：可工人们也是被逼到绝路了...米价涨到二十文一斤，工钱却十年没动过。

朱师爷重新靠回椅背，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上雕刻的如意纹：我大清亡了都十六年了，可这世道...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窗外远处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还是谁的枪杆子硬，谁说了算。那些工人...唉，不过是乱世里的蝼蚁。

傅鉴飞把茶盏轻轻放下，青瓷与紫檀木几相撞，发出一声脆响，他语气忽然低沉：“师爷，我忽然想起一桩事——几天前，我在《申报》的夹缝里读到一条短讯，说浦东英美烟厂罢工的工人被‘义勇队’开枪打散了，死了三个，伤了二十多。短短两行字，后面却跟了一句‘秩序已恢复’，看得人心里发凉。”

朱师爷把旱烟锅在鞋底磕了磕，灰白的烟丝簌簌落下。他叹了口气：“我这边听到的版本更黑。说是公共租界巡捕房先放‘马队’冲人，高头大马一跑，人就像麦个子一样倒；然后华捕、印捕、安南捕排成三排，第一排蹲，第二排跪，第三排站，轮流放枪。工人手里只有竹杠、铁锹，连菜刀都被搜走了。黄浦江退潮的时候，浮上来七八具尸首，赤着脚，裤腿卷到膝盖——一看就知道是纱厂里的‘筒管工’。”

“可报上只字未提。”傅鉴飞冷笑一声，“上海滩的报馆，一半是洋人开的，一半是虞洽卿、杜月笙们投的资。他们当然说秩序恢复，他们怕的不是死人，怕的是‘工潮’两个字上头版，怕的是股票交易所里棉纱、烟草、火柴的价格往下掉。”

朱师爷把声音压得更低：“傅先生，您别忘了，上海是‘国中之国’。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再加上一个华界市政府，三套警察、三套监狱，连枪声都分得出洋腔、土腔。可不管哪一套，枪口最后都对准工人。五卅那年，英国人开机关枪，中国人也开机关枪；前年英美电车罢工，法租界把‘安南兵’调来，刺刀上枪，红布条一扎，冲进人群就扎，扎完拍拍屁股回营房吃面包。”

傅鉴飞起身踱了两步，皮鞋在拼花地板上踏出沉闷的回响：“我听说这次闸北的工人，领头的是个湖北伢子，原先在汉口当过兵，北伐的时候丢了一条胳膊。他带人在厂门口支了一口大铁锅，煮稀粥给罢工的吃，粥里掺了盐、辣椒，还放几片肥猪肉——说是‘让弟兄们有力气’。结果第二天一早，锅底就被人掀了，粥泼了一地，锅沿上钉着一张字条：‘再不散，连锅端。’落款是‘护工队’，其实就是黄金荣的徒弟。”

朱师爷把烟锅往桌上一放，发出“嗒”一声：“工人哪懂这些？他们只知道一天不做工，老婆孩子就揭不开锅。纱厂里的‘包身工’，十六块鹰洋包三年，病死、累死都算东家的；烟厂里的‘拣叶工’，一天要拣一千二百斤烟叶，指甲缝里全是焦油，咳出来的痰都是黑的。可越是苦，他们越想抱团——去年商务印书馆罢工，工人把‘救国’、‘救自己’刷成标语，贴得满福州路都是；今年闸北水电厂罢工，工人自己凑钱买蜡纸、钢板，连夜刻印传单，第二天一早就能撒遍半个上海。他们没枪，可有笔、有嘴、有脚，会唱歌、会喊口号，会一传十、十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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