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娃……女娃也能认字？”那汉子吃了一惊，下意识问道。山沟沟里，女娃连祠堂门都不许进，更别说识字了。

“能！”张涤心斩钉截铁地接口，声音洪亮，如同撞响了祠堂那口早已废弃、锈迹斑斑的铜钟，“祠堂是大家的，学堂也是大家的！女娃学了字，将来嫁人，记个账目，谁还敢糊弄了她去？”这话像一把重锤，敲在许多妇人心坎上。几个缩在人群最后面的女人，相互交换着眼神，那份长年被压抑的沉默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艰难地松动、苏醒。

终于，几个胆子大些的半大孩子被父母推搡着，怯生生地走进了祠堂。随后，那个抱孩子的妇人迟疑着，也拉着一个扎着枯黄小辫的女孩走了进去。驼背老者犹豫再三，终是叹了口气，对着祠堂的方向，颤巍巍地作了个揖，像是拜祭祖宗，也像是对着一种陌生的、他无法理解却又隐隐期盼的力量致敬。

第一堂课，张涤心站在临时搭的讲台上，黑板是用门板刷了墨做的。

张涤心站在木板前，手中拿着一块用烧黑的木炭在木板上写下“人”。

“人！”十几个稚嫩而参差不齐的声音跟着念，小胸脯一起一伏，呼出的白气在寒冷中升腾。

“头顶天，脚立地，站直了！”林桂生的声音拔高，带着一种韵律感，“我们种田吃饭，顶天立地，不丢人！”他边说边挺直了腰板，那姿态像一株崖壁上的青松。孩子们下意识地也跟着挺直了小小的脊梁。

“再来，‘田’！”

“田——！”

“田字怎么写？四四方方一块地！那是我们农人的命根子！”张涤心的声音在空旷的祠堂里回荡，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他手上的木炭在石板上划出四道深深的痕迹，构成一个工整得无比坚牢的“田”字。

“可是！”他忽然话锋一转，声音陡然低沉下去，带着疑问，像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为什么我们的命根子，打下的粮食，交了东农的租子，还了账，到头来，连自己肚子都填不饱？”他锐利的目光扫过孩子们懵懂的脸，也看向外面那些假装路过、实则竖着耳朵听的乡邻。

祠堂里一片寂静，只有瓦盆里牛粪饼燃烧时细微的噼啪声，和窗外呼啸而过的寒风。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困惑又茫然。屋外听着的几个佃农，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干瘪的肚子，那里面翻腾的只有稀薄的野菜糊糊，眼神里积压的苦楚更深了一重。

“田是好东西，人是顶天立地的。”张涤心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像他手中那算盘的骨架一样硬朗，“可光知道这个，还不够。你们也阿伯阿姆，辛辛苦苦种一石谷子，落到自家锅里，能有几升？”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拨动算盘上仅存的几颗珠子，发出清脆的撞击声。那声音在寂静的祠堂里异常清晰。

一番话，字字如铁钉，楔进祠堂里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孩子们似懂非懂，却被他话语里那股悲愤的力量震慑住，小脸绷得紧紧的。外面听墙根的几个佃农，早已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眼神里燃烧起无声的愤怒火焰。

冬夜，张涤心在灶房给孩子们热红薯。招娣突然拽他的衣角：先生，我爹说后山的树底下有红本本，是不是先生藏的宝贝？张涤心心头一紧，却笑着摸摸她的头：那是先生借来的书，等你们认够了字，先生带你们一起看。窗外的雪落得静悄悄的，灶膛里的火星噼啪作响，映得墙上的育英小学木牌泛着暖光——那是他用烧红的铁签子在旧门板上刻的，笔锋遒劲，像要把整个春天都刻进这深山里。

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个冬夜，张涤心在后山的雪地里埋下了第一颗种子。不是课本，不是传单，是一颗叫的东西。它会在春寒料峭时发芽，在盛夏的蝉鸣里抽枝，直到有一天，桃澜乡的每个孩子都能挺直腰杆说：我们的学校，叫育英；我们的名字，叫革命。

很快到了立春。祠堂里亮着松明香的火盆，把正厅中间门板上的农友夜校四个大字照得忽明忽暗，门板下还写了行小点的字，写着：租子有多重？

张涤心往火盆里加了块松明，火星子炸开。祠堂里的条凳早摆齐了。李老栓缩着脖子坐在最前排，裤脚沾着新泥——他是刚从地里赶来的，还挎着菜篮；春秀手里还拿着纳的鞋底；最调皮的三伢子趴在条凳上啃红薯，被娘轻轻拍了下后脑勺，吐着舌头坐直了。

老少爷们儿，姐妹们，今儿个咱们不讲之乎者也。张涤心把棉袍袖子挽到肘弯，就从咱脚下的田埂子说起。李老栓，你家三亩地，去年收了多少谷？

坐在最前排的李老栓搓着沾着草屑的手：回...回先生，八石。

交了多少租？

五石。老栓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财主说三七分，俺们庄稼人只能得三成。

祠堂里响起细碎的叹息。

先生，我家交了四石租，可租约上写着，财主说地是他的，租子不能少。春秀举起鞋底，我夜里纳鞋底时算过，四石谷够我家吃五个月，剩下的日子全靠挖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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