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湘湖活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县城，县政府后院的议事厅里，保安团团长钟魁攥着半块冷掉的油糕，指节捏得发白。他面前的楠木案几上，茶盏碎成几瓣，残茶在青石板上洇开深褐的痕——那是方才听差役报信时，他一拳砸的。

“他娘的！”钟魁踢开脚边的碎瓷片，马靴踩得青砖咯咯作响，“红军在湘湖烧了张克水的粮仓，人也没了，现在又说要打武所……”

坐在主位的县长吴其璋捧着水烟筒，青烟袅袅遮住他蜡黄的脸色。他抖了抖烟灰，声音发虚：“钟团长，这红军可不象寻常土匪。他们在长汀开仓放粮，分田分地，连郭凤鸣都给毙了……”

“分田？”钟魁嗤笑一声，袖中摸出半盒哈德门烟，抽出一根咬在齿间，“咱武所有什么田可分？县里的大户早跑光了，剩下的佃户连租子都交不起。保安团加民团统共三百杆枪，子弹还没子弹壳多——拿啥跟人家拼？”

吴其璋被他呛得直咳嗽，水烟筒“哐当”砸在案上。他抹了把嘴角的茶渍，脑子飞转：“钟团长莫急，咱得学学古人……”

“学谁？”钟魁叼着烟，眯起眼。

“学那孙武子！”吴其璋突然挺直腰板，“《孙子兵法》里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他们要打武所，咱们就撤到平远蕉岭！那地方山高林密，咱们躲在山里跟他耗，看他能奈咱何？”

钟魁掐灭烟头，烟灰簌簌落在青砖上。他背着手在厅里踱步，靴底蹭得地砖吱呀响：“撤？说得轻巧！县政府的文书、库银，还有那些户籍资料……”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些都锁在箱子里，放在地窖就好。真被搜走，让他烧了也无妨。”吴其璋拍着桌子，“等红军走了，咱们再回来——他们还能把县城烧了不成？”

钟魁停住脚步，盯着吴其璋泛青的眼窝。这老头子近年来越发糊涂，可此刻倒像突然开了窍。他摸着下巴冷笑：“行，就依你说的。明儿辰时开拔，把老弱病残全留在城里装样子，精锐带着库银往平远方向撤！”

吴其璋松了口气，端起茶盏猛灌一口——茶水早凉透了，苦得他直皱眉。

窗外忽然传来马嘶。差役掀帘而入，额头渗着汗：“团长，红军……红军到东留了！”

钟魁的手猛地攥紧腰间的佩刀。吴其璋的水烟筒“啪”地掉在地上，烟丝撒了一地。

“走！”钟魁吼道，“备马！”

两人冲出议事厅时，晨雾正漫过城墙。钟魁翻身上马，回头瞥了眼县政府楣上“武平县政府”的匾额，忽然想起蓝司令说过的话：“乱世里，最金贵的不是地盘，是命。”

他夹了夹马腹，枣红马长嘶一声，载着他往城门狂奔。风卷着晨雾掠过耳际，钟魁听见身后传来吴其璋的吆喝：“快！把库银装车！别落下！”

而在县城另一头，济仁堂药铺的后院里，傅鉴飞正蹲在井边洗药。周怀音捧着药筐从偏厅出来，忽然听见街上传来马蹄声。

“老爷，”她轻声道，“红军……真的要打武所了？”

傅鉴飞拧干药杵上的水，抬头时目光沉静如古井：“打不打的，日子总得过。”

这日清晨。傅鉴飞照例早早起床，在内院的天井里打了一套八段锦后，信步走向前堂。伙计们已经忙碌起来，清扫地面，擦拭药柜，准备迎接一天的病人。

“师父，早。”佛生恭敬地打招呼。 “早。”

傅鉴飞微微点头，“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佛生翻开账簿：“上午预约了十来个病人，下午得去赵乡绅家出诊。另外，大堡分号的账目已经送来了，等着您过目。”

傅鉴飞皱了皱眉：“大堡的生意还是不见起色？” “这个月又亏了二十多大洋。”佛生压低声音，“现在时局不稳，乡下更甚。听说红军已经到了湘水湾一带，好多乡绅都跑到城里避难了。”

傅鉴飞沉吟片刻，没有立即回答。他走到药柜前，随手拉开一个抽屉，捏起几片黄芪放在鼻前嗅了嗅，又放回去。

“红军...”他喃喃自语，“听说他们在桃溪镇压了张克水？”

佛生四下张望，见没有外人，才凑近说：“可不是嘛！那张克水在桃溪乡作威作福这么多年，没想到落得这个下场。听说红军开大会公审，当场就枪毙了，所有地契借据都烧了。”

傅鉴飞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咱们济仁堂只管行医治病，不问政事。红军也好，国军也罢，总归是要看病的。”

话虽这么说，傅鉴飞心里却并不平静。他的三儿子傅善涛就在广州的军队里做事，虽然信件中从不明说具体做什么，但傅鉴飞猜得出八成是在国民党军中的机要部门。这年头，站错队的代价可能是全家人的性命。

“师父说的是。”佛生识趣地不再多言，转身去忙别的事了。

傅鉴飞踱步到诊室，在红木桌后坐下。桌上整齐地摆放着文房四宝和脉枕，旁边是一排医书。他随手拿起一本《伤寒论》，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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