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大人物也讲了话。佛生站得远，说是外地口音，听不太懂讲的话。

检阅开始了。赤卫队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台前，鸟铳的枪托碰在一起，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梭标上的红缨飘起来，像一片流动的火焰；女子赤卫军的绑腿在腿上扎成一道道红杠，走起路来像一团跳动的火苗。县委书记站在台前，挨个跟队员们握手，有的队员手上有老茧，有的队员手上还沾着泥，可县委书记握得很用力，嘴里不停地说：“好样的！好样的！”

最让人激动的是梭标队表演。五十多个队员排成一列，把梭标举过头顶，然后猛地向前刺出，红缨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像一把把红色的利剑。

“杀！”“杀！”“杀！”的喊声响彻云霄，吓得旁边的细伢子躲在大人身后，却又偷偷探出头来，眼睛里满是崇拜。

日头正中的时候，大会接近了尾声。县委书记站在台上，举着拳头喊：“同志们，赤卫队是我们的枪杆子，是我们的命根子！以后，不管国民党反动派怎么来围剿，咱们都要用这梭标、这土枪，把他们打出去！”全场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的人拍得手都红了，有的人站起来欢呼，有的人把帽子扔到了空中。

人们踩着青石板路往回走，嘴里还哼着《赤卫队歌》：“梭标亮堂堂，跟着毛泽东；打倒土豪劣绅，穷人得解放……”细伢子们举着捡来的碎红布，蹦蹦跳跳地跟着大人，手里的小红旗在风里飘着，像一团团不会熄灭的火种。

检阅的第二天，梁山书院并不象前几日的热闹，那支队伍又撤走了。灰布军装的身影在熹微的晨光中迅速消失于通往东北的官道，马蹄踏在青石板上发出的脆响急促而整齐，很快便被山峦吞没，只留下城门口几个茫然张望的乡勇。

“走了？”佛生扒着门框，伸长脖子瞧着空荡荡的街口，仿佛不敢相信那沉重的压力竟消散得如此之快。

“走了！”旁边杂货铺的老王也凑过来，抹了把额头的虚汗，“菩萨保佑，总算是走了！住在书院的大人物也走了…”他不敢说出全名，只用手向上指了指天，脸上交织着庆幸和更深的敬畏。

傅鉴飞没有接话，只是默默收拾着柜台上散落的药材。走了，或许是更大的雷霆正在别处酝酿。他眉头紧锁，一丝不安如同藤蔓悄然爬升。果然，这庆幸如同朝露般短暂。仅仅几日之后，一个爆炸般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的烙铁，从官庄方向狠狠砸进了武所城，烫得人心惊肉跳，紧接着是难以置信的狂喜在底层民众间野火般蔓延开来——红军！红军主力在上杭官庄，打掉了赣军金汉鼎整整一个旅！

“我的老天爷！一个旅啊！那不是几千条枪？”

“金汉鼎可是老蒋嫡系的心头肉！这……这是真的？”

“千真万确！那边逃过来的人亲口说的！尸横遍野！”

“咱们的队伍！咱们的队伍是真能打！是天兵天将啊！”

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人们压着嗓子传递着这个消息，眼睛却亮得惊人。平日里被盘剥得近乎麻木的脸上，此刻迸发出一种近乎病态的亢奋和隐秘的期盼。傅鉴飞在药铺里听着门口石阶上几个脚夫唾沫横飞地议论，那“天兵天将”几个字钻入耳中，激得他心头猛地一跳。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后颈，指尖冰凉。能打是真的，可这能打背后蕴藏的翻天覆地的力量，究竟是福是祸？尤其是对像他这样在旧秩序缝隙里小心翼翼地讨生活的人而言。

没等这复杂的情绪沉淀下来，县政府的一道紧急通知送到了济仁堂：请傅鉴飞先生出席县里的座谈会。

县政府里那个临时辟作会场的大厅，空气仿佛凝固的粥，稠得化不开。几张八仙桌拼在一起，上面铺着褪色的蓝布。傅鉴飞坐在靠边的位置，周围大多是些熟面孔，有开布庄的、有开米铺的，还有几个在乡间有些声望的中小地主，脸上都跟他一样，挂着谨慎的茫然和挥之不去的忧惧。主位上坐着的，不再是过去那些油滑的旧吏员，而是一个穿着同样灰布军装、约莫三十出头的精干汉子。他面皮微黑，眼神锐利如鹰隼扫视全场，那目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傅鉴飞只觉那视线在自己脸上短暂停留了一瞬，后背竟微微渗出一层薄汗。旁边陪坐的，倒还有个傅鉴飞认得的前清老秀才，如今穿着崭新的蓝布长衫，努力挺直腰板，但眼神里总透着几分新旧交替的惶恐。

“诸位乡亲！”军装汉子声音洪亮，在大厅里嗡嗡回荡，带着浓重的江西口音，却压下了所有窃窃私语。“红军打下官庄，消灭金汉鼎一个旅，这是工农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反动派是纸老虎，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他顿了顿，手有力地挥了一下，仿佛要劈开眼前的混沌：“胜利了，更要发展！眼下头等大事，就是恢复生产！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力气继续革命！”他环视一周，目光咄咄逼人，“靠一家一户单打独斗？不行！要组织起来！要互助！要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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