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善云已出嫁，善辉已多年没有消息，善承的豆腐坊还算能够维持，其它也已顾及不了了。眼下，只要药铺能够顺利，一大家子温饱是没有问题。钟嘉桐的孩子还没有出生，总能够吃吧。夜深了，济仁堂彻底安静下来。林蕴芝独自坐在账房里，桌上摊着账簿和一盏昏黄的豆油灯。灯焰如豆，不安地跳跃着，将她伏案的身影拉得又细又长，投在身后一排排装满药帖和旧医书的樟木书架上，像一道孤独的剪影。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纸张和药材混合的、沉重而苦涩的气息。这都是傅鉴飞留下的债。

账本上的字迹清晰工整，是她自己的笔迹。只是越往后翻，那代表进项的墨字越少，而象征支出的红字却触目惊心地多了起来。她握着一支小楷狼毫，蘸了墨，笔尖悬在“林世才”三个字上方。这个名字后面，“月例”一栏，自去年春天他离家后便一直空着。她盯着那个空格，笔尖微微颤抖，一滴浓墨无声地落在名字旁边，迅速洇开一小团黑色，如同一个不祥的污迹。她深吸一口气，手腕用力，终是落笔，在那空格里，决然地划下了一道又粗又浓的黑杠。墨线横贯名字，带着一股切断过往的狠厉，也像是划在自己心上。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她合上账本，将毛笔重重搁在青瓷笔山上，发出一声轻响。手指用力按压着突突直跳的太阳穴，仿佛要按回那些翻涌的忧虑。善辉在战场上生死不明，像断线的风筝；世才一去杳无音信，吉凶难料；善承的豆腐坊勉强糊口，却朝不保夕；嘉桐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整日失魂落魄……这济仁堂，这风雨飘摇的一大家子，千斤重担，都压在她一副单薄的肩膀上。

灯花“噼啪”爆了一下，光线骤然亮了瞬间，随即又暗下去。林蕴芝疲惫地闭上眼，靠在椅背上。黑暗中，仿佛听见丈夫傅老先生临终前的低语：“蕴芝……撑住啊……只要人还在，济仁堂就在……”那声音遥远又清晰，带着无尽的嘱托和期望。

日子像浸了黄连的水，缓慢而苦涩地流淌。鬼子兵那沉重、生硬、带着铁钉的皮靴踏在青石板路上的“咔咔”声，成了济南城最寻常也最刺耳的背景音。它不分昼夜地敲打着每个人的神经，提醒着这座古城头上悬着的刀锋。

济仁堂的药柜里，许多格子空了许久。林蕴芝开始自己背着竹篓，带上善云，天不亮就出城，往南郊的山岭里去。炮声偶尔从极远处闷闷地传来，像天际滚过的旱雷。她们避开大路，专走荒僻小道，钻进荆棘丛生、人迹罕至的山坳。晨露打湿了裤脚，荆棘划破了手背，林蕴芝的目光像老练的猎人，仔细搜寻着草丛石缝。挖到一株品相尚可的野生桔梗或柴胡，她紧锁的眉头才会稍稍舒展一点。钟嘉桐跟在后面，脸晒得黑红，也学着师娘娘的样子，把采到的车前草、蒲公英小心翼翼地放进背篓。

“师娘，”有一次，钟嘉桐累得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喘气，看着师娘偻着腰挖掘一株深藏的黄芩，忍不住问，“鬼子什么时候才会走啊？山上的药都快被我们挖没了。”

林蕴芝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额角的汗，望着远处被硝烟和尘土染得灰蒙蒙的山峦轮廓，沉默了片刻。风掠过树梢，发出呜呜的声响。“只要济仁堂的招牌还挂着一天，”她收回目光，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像是说给钟嘉桐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只要还有人需要我们治病救命，这药，就得采下去。”她的眼神疲惫却坚韧，像被无数次雨水冲刷过、却依然扎根在岩石缝里的老树根。钟嘉桐自然清楚，又点点头，也许是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了“撑下去”这三个字沉甸甸的分量。

然而，真正的风暴比预想的更早、更猛烈地砸向了济仁堂。

那是一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午后，空气粘稠得像凝固的糖浆。蝉在院里的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鸣叫，更添了几分烦躁。林蕴芝正在后堂教善云辨认新采回来的几味草药，董敬禄在前面支应着零星的生意。突然，前堂传来几声粗鲁的吆喝和重物碰撞的声音，紧接着是董敬禄提高的、带着惊怒的喝止：“你们干什么？！”

林蕴芝心头一凛，快步穿过天井。刚迈进前堂门槛，一股浓烈的廉价烟味和汗臭就扑面而来。三个穿黑绸衫、敞着怀的男人大喇喇地杵在铺子中央，为首一个留着油亮中分头、镶着颗金牙的汉子，正斜眼睨着董敬禄，嘴角挂着不怀好意的笑。地上，一个药碾子被踢翻在地，刚碾好的药粉撒了一地，乌黑的粉末衬着青砖地面，格外刺眼。

“哟呵，老东西，嗓门不小啊？”金牙汉子用脚尖踢了踢地上的药碾子，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爷几个是‘治安维持会’稽查队的！奉命查查你们济仁堂有没有私藏违禁药品，有没有通共的嫌疑！”他身后两个喽啰立刻狐假虎威地叫嚣起来：“老实点！把账本都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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