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疏桐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她赶紧别过脸，望着窗外飞逝的街景。雪下得更大了，路边的店铺大多关着门，只有几家卖吃食的铺子还开着，门口挂着的红灯笼被风吹得晃来晃去，灯笼上的“福”字被雪打湿，糊成了一片红。她想起小时候，父亲总喜欢在雪天带她去豫园的湖心亭喝茶，他会把剥好的栗子放在她手里，说“疏桐，等你长大了，要做个能扛事的人”。那时她以为“扛事”就是把书读好，把古簪收好，现在才懂，父亲说的“扛事”，是守着家国的根，哪怕拼了性命。

汽车驶到西直门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宵禁的哨声刚过，城门口的探照灯像两条惨白的光柱，扫来扫去。一个穿日军军装的军官正站着 checkpoint 前，手里拿着一根指挥棒，时不时敲敲过往车辆的车窗。司机放慢车速，陈默悄悄从怀里掏出两包烟，塞在裤兜里，低声对沈疏桐说：“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您都别说话。”

汽车刚停稳，那个日本军官就走了过来，手里的手电筒“啪”地打开，光柱直接照进后座。沈疏桐赶紧低下头，用羊毛毯裹紧了身子，眼角的余光能看见军官的军靴上沾着泥雪，裤腿上还别着一把军刀。“你的，什么的干活？”军官的中文说得磕磕绊绊，目光落在沈疏桐身上时，忽然停住了，“你的脸，很像我们要找的人。”

陈默赶紧推开车门下车，脸上堆着笑，把两包烟递了过去：“太君，您看错了，这是我表妹，从乡下过来的，没见过世面，胆子小。您看，这是我们的身份证明。”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盖着村里的印章——这是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假身份证明。

日本军官接过烟，却没看身份证明，反而伸手就要去掀沈疏桐的羊毛毯：“你的袖子里，藏的什么？”

沈疏桐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里紧紧攥着古簪，簪头的尖角几乎要嵌进肉里。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探照灯的光柱一下子就扫了过去。陈默趁机上前一步，故意把手里的包裹掉在地上，里面的红薯滚了出来，热气腾腾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太君，是给表妹带的烤红薯，乡下孩子嘴馋，您要是不嫌弃，也尝尝？”他一边说着，一边弯腰去捡红薯，趁机用脚挡住了日本军官的手。

日本军官皱了皱眉，踢开滚到脚边的红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快点走，不要耽误时间！”

汽车驶出 checkpoint 时，沈疏桐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了。陈默回头看了她一眼，递过来一张纸巾：“沈小姐，没事了，过了这里，前面就是平西根据地的范围了，日本人不敢轻易过来。”

汽车在雪夜里又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路面越来越难走，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司机不得不时不时停车，清理车轮上的积雪。直到快半夜时，汽车才停在了一座废弃的山神庙前。庙门是用几块破木板钉的，上面还贴着一张褪色的“驱邪符”，风一吹，木板就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像是随时会散架。

陈默先下了车，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警惕地围着山神庙转了一圈，确认安全后，才对沈疏桐说：“沈小姐，我们到了，跟我来。”

走进庙里，一股淡淡的霉味扑面而来。大殿里没有灯，只有墙角的火堆在燃烧，火光映在斑驳的神像上，神像的脸已经看不清了，只有一双眼睛还残留着红色的漆，在黑暗中显得有些吓人。火堆旁围坐着几个人，见他们进来，都纷纷站了起来。

“陈哥，这就是沈先生的女儿？”一个脸上带疤的青年率先开口，他个子很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肩膀上还挎着一把步枪，说话声音洪亮得像打雷。沈疏桐后来才知道，他叫赵虎，是平西游击队的老兵，三年前在一次战斗中被日本人的子弹擦伤了脸，留下了那道疤。

“对，这是沈疏桐小姐。”陈默介绍道，然后又指着赵虎对沈疏桐说，“这是赵虎，我们的队长，枪法准得很。旁边那个是小豆子，负责放哨，还有那个穿蓝布衫的，是李叔，以前在故宫当过大内侍卫，懂古董。”

沈疏桐顺着陈默指的方向看去，小豆子才十六岁，个子不高，脸上还带着稚气，手里拿着一把木枪，见她看过来，赶紧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李叔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头发已经花白了，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坐在火堆旁擦拭一个罗盘，见她进来，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手里的活。

“沈小姐，您一路辛苦了，先喝碗热水暖暖身子。”小豆子端过来一碗热水，碗是粗瓷的，边缘还有个小缺口，“这是李叔刚烧的，山里的泉水，甜得很。”

沈疏桐接过碗，刚要喝，忽然注意到火堆旁的一个木箱上，放着一枚青铜古簪——那枚簪子的款式、纹饰，竟然和她手里的一模一样！她心里一震，快步走过去，拿起那枚古簪仔细看了看，簪身的“叠云纹”和她手里的古簪正好能拼在一起，就像两半分开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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