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銮殿上那场理念层面的巅峰对决，以皮莱资和托梅教士的彻底溃败告终。皇后的驳斥如同煌煌天音，不仅粉碎了他们所有的幻想，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对这位东方皇后深不可测的敬畏与恐惧。

两人失魂落魄地回到四夷馆，如同斗败的公鸡，再无半分初来时的倨傲。皮莱资瘫坐在椅子里，脸色灰败，往日里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也散乱下来。托梅教士则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口中喃喃自语，不知是在祈祷还是在平息内心的震撼。

“她……她到底是什么人？”皮莱资声音沙哑，充满了无力感，“为何她会知道得那么多？甚至连教会内部的纷争和新教……这不可能……”

托梅教士苦笑摇头，眼神复杂：“或许……或许真如她所言，东方文明远超我们的认知。又或者……这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某种启示？告诫我们不可在此地妄自尊大？”他的信仰和认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接下来的几天，谈判进入了最后的细则磋商阶段。但攻守之势已彻底逆转。

大渊方面，由礼部、户部、兵部官员组成的谈判团队，拿着皇后亲自审阅修改过的条款草案，态度温和却异常坚定。每一条、每一款，都清晰地界定了权利与义务，堵死了所有可能被钻空子的漏洞。

皮莱资试图在一些细微处挣扎，比如希望将“允许居住”模糊化为“允许建立小型聚居区”，或者希望在“不得传教”前加上“未经自愿请求”等限制词。

然而，大渊的官员们只是微笑着摇头，用无可挑剔的礼貌回绝：“贵使，此乃底线，不容商议。皇后娘娘有旨，‘主权在我’四字，需体现在条约的每一处细节。”

皮莱资看着对方那温和却不容置疑的眼神，仿佛又看到了珠帘后那个可怕的身影，最终只能颓然放弃，在条款上签字画押。

最终版本的《京师条约》（又称《中葡通商条约》）正式出炉。

条约用葡萄牙文和汉字双语书写，文本工整，措辞严谨。

核心内容如下：

一、通商与居住：允许葡萄牙商人在广州、泉州、宁波三处指定港口进行贸易，并可租赁馆舍居住，但严禁以任何形式租借、购买或占据土地。居住期间须严格遵守大渊律法。

二、关税自主：明确规定葡萄牙商人需按大渊朝廷颁布的关税税率照章纳税，绝无“协定关税”之说，大渊保留根据情况调整税率的完全自主权。

三、司法管辖：葡萄牙人在大渊境内发生任何纠纷或违法犯罪，一律由大渊官府依据《大渊律》审理判决，葡萄牙方面无权干涉（即废除领事裁判权）。

四、传教禁令：严禁葡萄牙传教士及任何人士在公开或私下场合进行传教活动，严禁散发宗教书籍，严禁建立教堂。但允许其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和文化研究（需报备）。

五、军事限制：葡萄牙商船停靠港口时，火炮需熄灭火绳，火枪需入库封存，不得随意展示武力。严禁携带超出合理自卫范围的武器弹药入境。

六、情报与测绘：严禁以任何手段测绘大渊地图、收集军事情报、贿赂官员，违者以间谍罪论处。

这份条约，从头到尾，每一字每一句都贯彻着沈星落“和而不同，主权在我”的原则。它虽然允许通商，打开了国门，却将所有的主动权、控制权、司法权牢牢攥在了自己手中，没有给予对方任何超国民待遇或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口子。

与其说是一份“平等条约”，不如说是一份大渊帝国单方面制定的、允许对方前来贸易的“规则说明书”。

条约文本被呈送御前，用玺盖印，正式生效。

签署仪式在礼部衙门举行，规模不大，却庄严肃穆。皮莱资握着羽毛笔的手微微颤抖，他知道，自己在国王和国内那些期待暴利的商人眼中，恐怕已经成了一个失败者。但他别无选择。签下名字，至少还能带回去一份正式的通商许可。若拒绝，恐怕连这点成果都没有。

当他沉重地放下笔，接过那份沉重如山的条约文本时，心中充满了苦涩与无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渊官员们虽然克制却难掩振奋的神情。这份条约，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外交胜利！

消息传出，朝野上下，一片欢腾！

“痛快！真是痛快！”

“娘娘威武！竟能让骄横的西洋夷人签下如此条约！”

“看看！这才是天朝上国的气度！你要来做生意，可以，但得按我的规矩来！”

“主权在我！说得好！字字千钧！”

尤其是那些曾经担忧朝廷会软弱退让的保守派清流，如王太傅等人，在仔细阅读了条约内容后，也不禁抚掌赞叹，对皇后沈星落的远见和强硬彻底改观，心中的疑虑一扫而空。

“皇后娘娘，真乃女中尧舜也！”王太傅甚至在家中对门生如此感慨。

《京师条约》的签订，如同一股强劲的东风，极大地提振了全国上下的民族自信和凝聚力。人们意识到，打开国门并非意味着屈膝投降，强大的帝国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背景下，维护自身的尊严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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