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眉飞色舞，杨妃却听得头晕目眩。她看着眼前这个年轻的皇帝，忽然觉得陌生极了——这还是那个在朝堂上谈笑间化解吐蕃求锅、推行税制改革的君主吗？怎么……怎么像个精明的商贾？

“陛下，”她最后挣扎道，“这报纸若长期办下去，今日登皇子亏钱，明日是否要登后宫用度？后日是否要登朝堂争论？长此以往，国事家事皆成谈资，威严何存？”

李承乾沉默了片刻。他拿起一份印好的报纸，轻轻抚过纸面。

“杨妃，你知为何朕要办这报纸吗？”他轻声说，“因为朕发现，许多好政令推行不下去，不是政令不好，是百姓不知。摊丁入亩，百姓起初也怕，可等他们明白‘有地才交税，没地不交税’，便拥护了。公厕送糖，百姓起初嫌脏，可等他们知道干净如厕能防时疫，便接受了。”

他抬眼，目光穿过殿门，望向远处喧闹的长安城：“这报纸，就是朕与百姓说话的地方。番薯怎么种，夜市哪里好玩，哪个官儿办实事，哪个官儿说空话……都写在上头。百姓看了，心里有数；百官看了，知道有人看着。”

“至于威严……”李承乾笑了，“真正的威严，不是藏着掖着，是敢把一切都摊在阳光下。朕不怕人议论，就怕人不敢议、不愿议、不能议。”

杨妃怔怔地看着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隋炀帝也曾办过类似的东西，叫《邸报》，但只传官员，不传百姓，内容尽是祥瑞捷报。后来天下大乱，那些华丽的辞藻成了最刺眼的讽刺。

而眼前这份《大唐日报》，有皇子的糗事，有市井的排行，有增产的农法，甚至还有一个小角落，写着“寻人启事：东市走失黄犬一只，额有白斑，寻得者赏钱二十文”。

荒唐，却莫名真实。真实得像这座在夏日阳光下冒着烟火气的长安城。

她最终什么也没说，行了个礼，默默退下了。

走出紫宸殿时，她看见几个小太监正欢天喜地地往外搬报纸，准备送往各坊。阳光下，那些黄纸黑字格外醒目。她忽然想，或许该让清思殿的宫女也去买一份——不是看皇子亏钱，是看看那安神香的广告，到底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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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长安城，因一份报纸彻底沸腾。

茶楼酒肆里，说书人扔掉了老本子，直接拿起《大唐日报》开讲：“却说那吴王殿下，玉叶金枝，却挽袖卖薯……”

市井巷陌，主妇们交换着番薯增产的窍门；商贾们琢磨着夜市排行的商机；连私塾里的蒙童，都在摇头晃脑背“压藤培土三要点”。

而洛阳吴王府，李恪接到长安快马送来的报纸时，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杜崇明担忧道：“殿下，这……”

“好事！”李恪一拍桌案，“本王的番薯干，正愁卖不动呢。快，备纸墨，本王要写信给皇兄——广告，本王登了！五十贯是吧？再加五十贯，下期给本王留半个版面！”

他想了想，又补充：“记得写上：因首日售薯算错秤星，特补货三百斤，前一百位顾客送皇子亲笔签名……呃，签‘李恪’俩字太俗，签‘甘薯先生’吧！”

杜崇明摇头苦笑，却也不得不承认——陛下这招，真是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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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后，《大唐日报》第二期出刊。

头版依旧是农事政令，但第三版赫然多了个“广告”专栏。第一个广告就是：“恪牌番薯干，洛阳吴王亲监制，买三斤送一两，前十名赠‘甘薯先生’签名竹牌。”

据说广告登出的第二天，洛阳南市排起了百人长队。李恪忙得脚不沾地，一边称薯干一边嘀咕：“皇兄这报纸……比十万精兵还好使。”

而长安的清思殿，杨妃最终还是没登安神香的广告。但她让宫女偷偷买回了每一期《大唐日报》，锁在妆匣底层，夜深人静时，会就着烛光细细地看。

她看到第三期上，有御史弹劾某官员奢靡的报道，那官员隔天就上表请罪；看到第四期上，有百姓投稿称赞公厕方便，还附了首打油诗；看到第五期上，甚至开始连载一个叫《长安幻夜》的志怪故事，讲夜市里遇见狐仙的事，引得无数人追看。

她渐渐明白了。

这不是一份报，这是一面镜子，照出这个王朝最真实的模样——有糗事，有美谈，有争执，有进步，有柴米油盐，也有诗和远方。而那个年轻的皇帝，就站在镜子后面，微笑着看这一切发生。

偶尔，他也会走到镜前，比如在某一期报纸的角落，用小字写上一句：

“近日暑热，朕命太医署备解暑汤，置于各公厕旁饮水处，免费取用。另，批奏章至子时，绿萼所煮绿豆汤甚佳，特此表扬。”

绿萼看到这行字时，脸又红了。但这一次，她偷偷剪下了那块纸，夹在了那本记录洗衣做饭的蓝册子里。

夏日悠长，蝉鸣聒噪。《大唐日报》就这样一期一期地出，把这座城、这个国、这个时代，一点一点地，写进了纸里，也写进了每个寻常人的日子里。

而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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