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过后的第一个周日，凌晨四点。

李建国站在空间的黑土地上，眼前是堆积如山的物资。左边是粮食区：一袋袋空间产出的小麦、玉米、稻谷，品质远超市面上能买到的任何品种。右边是肉类区：整扇的猪肉、处理好的鸡鸭、风干的野味，都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这些都是他过去一年多通过黑市交易积攒下来的“存货”。

但今天，他要做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

事情的起因是三天前，在图书馆翻阅《人民日报》时读到的一篇社论。社论题目是《加强市场管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文中明确提到“要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维护国家计划经济的严肃性”。虽然措辞还算温和，但李建国嗅到了风向的变化。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国家对经济的管控只会越来越严格。他那些通过黑市变现空间物资的行为，短期看是敛财捷径，长期看却是巨大的风险。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有了更稳定的收入来源——丰泽园的报酬、写技术文章赚的稿费，以及未来可能的工程师工资。

钱，够用就行。但安全，却是无价的。

更重要的是，随着大学生活的深入，李建国的眼界已经不同了。他看到了这个国家真实的工业基础——薄弱但充满希望；他看到了技术人才的匮乏——珍贵但急需培养；他看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在图书馆那些泛黄的书页里，藏着改变未来的钥匙。

“是该转型了。”李建国轻声自语。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清点空间里的现金和硬通货。经过一年多的积累，空间茅屋的角落里已经堆了八百多元现金、十二根小黄鱼、三十多枚银元，还有一批用物资换来的邮票、老钱币。这些足够他和妹妹未来几年的生活开支，甚至可以在适当时机进行一些合法投资。

第二件事，是处理掉大部分容易腐坏的鲜货。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会通过几个信得过的老渠道，将空间里积压的肉类、鸡蛋等一次性出货，从此大幅减少交易频率。只保留那些耐储存的粮食和干货作为战略储备。

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重新规划空间的用途。

李建国走到茅屋前，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屋内，医书和武术典籍占据了一面墙，另一面墙原本空着。他意念微动，空间里的木材自动加工、组合，很快，一排崭新的书架出现在空墙上。

这不是普通的书架。每个格子的尺寸都经过精心设计，可以放下不同开本的书籍、期刊、图纸。书架旁还出现了一张宽大的榆木书桌，上面有笔架、砚台、放大镜，甚至还有一台这个年代罕见的德国产旧式打字机——这是他在信托商店淘到的宝贝，花了十五元。

“从今天起，这里的首要功能是‘知识库’。”李建国对着空荡的茅屋说，仿佛在宣告一个庄严的决定。

元旦假期这三天，他已经开始了行动。通过大学图书馆的关系，他找到了影印国外科技期刊的渠道——这在这个年代是极少数科研单位才有的特权。但他有办法：找到负责影印工作的老师傅，用两瓶空间药材泡制的药酒和五斤上好腊肉，换来了“帮忙影印一些学习资料”的承诺。

当然，他很谨慎。提出的影印清单都是经过筛选的：美国《机械工程》杂志中关于机床设计的文章、英国《冶金学刊》里关于合金钢的论文、苏联《拖拉机与农业机械》上的技术图纸……每一份都是公开出版物，每一份都与他的专业相关。

昨天下午，他拿到了第一批成果：十七份影印件，纸张粗糙，油墨味道浓重，但上面的每一个公式、每一张图纸，都是这个时代中国急需的技术资料。

此刻，李建国将这些影印件一份份整理好，在书架上分类摆放。他在每份资料首页都贴了自制的标签，用钢笔注明：来源期刊、出版时间、核心内容、参考价值等级。

做完这些，天色已经微亮。现实世界快五点了。

李建国没有离开空间，而是走到那口灵泉井边，打上一桶水。井水在黎明前的微光中泛着莹润的光泽，他舀起一瓢喝下，清凉甘甜的水流顺着喉咙而下，疲惫一扫而空。

他站在井边，环顾这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十亩黑土地依然肥沃，作物在自动生长；养殖区的禽畜在晨曦中苏醒；新建的书架静静立在茅屋里，等待着被更多知识填满。

“重心转移。”李建国对自己说，“从囤积物资变现，转向囤积知识和技术。从追求短期利益，转向布局长期发展。”

这个决定意味着，短期内他的“外快”会大幅减少。但他算过账：丰泽园每月客串两次，能有二十到三十元收入；给《农业机械》杂志投稿技术文章，一篇有五到十元稿费；加上之前积攒的老本，足够支撑兄妹俩过上体面的生活。

而知识储备的收益，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未来最大的资本。当别人还在为眼前的温饱挣扎时，他已经在为五年后、十年后的技术突破做准备。那些外文期刊上的前沿技术，可能现在用不上，但等到国家需要时，他就是少数能读懂、能消化、能转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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