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1日，星期一，惊蛰前三天。

下午四点半，最后一节《工程制图》课结束。李建国收拾好绘图工具，将丁字尺和三角板仔细地裹进帆布袋里，最后一个离开教室。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去图书馆或回家，而是拎着书包，沿着斑驳的楼梯，一级一级往上走。

这是工学院的主楼，一栋四层的苏式建筑。他走到四楼，发现通往天台的铁门虚掩着——大概是哪个工人忘记锁了。犹豫了一瞬，他推开门。

风立刻灌了进来。

三月的北平，风还带着寒意，但已不是冬天的刺骨。李建国走上天台，眼前豁然开朗。这里是四九城大学的制高点之一，可以俯瞰大半个校园。

他走到水泥护栏边，双手撑着有些粗糙的台面，深深吸了一口气。

正前方是图书馆的红砖楼，阳光下像一块沉稳的琥珀。楼前的小广场上，几个学生正边走边争论着什么，手臂挥舞着，充满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左边是理学院的灰色建筑，墙上爬满了枯藤，等到春天就会重新焕发生机。右边，越过一片光秃秃的槐树林，能看到运动场上奔跑的身影，红色的背心在灰扑扑的操场上格外醒目。

更远处，是四九城的天际线。没有高楼大厦，只有连绵的灰色屋顶和偶尔冒出的烟囱。几柱青烟笔直地升上天空，那是工厂在运转——也许是纺织厂，也许是机械厂，也许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轧钢厂。

风吹起李建国额前的头发。他眯起眼睛，思绪如潮水般涌来。

三年前，他在这里重生。那时他病得奄奄一息，院里禽兽环伺，妹妹饿得面黄肌瘦。最大的愿望只是活下去，保住父亲用命换来的房子和工位。

两年半前，他走进丰泽园。站在灶台前，用超越时代的厨艺征服了挑剔的食客和眼光毒辣的栾老板。那时他想的是赚钱，是积累，是为自己和妹妹挣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

一年前，他坐在高考考场里。笔尖划过试卷，写下的是对未来的渴望，是对改变命运的决心。

现在，他站在这里。

一个大学生，一个机械工程系的学生，一个在图书馆如饥似渴、在实验室精益求精、在笔记本上勾画着改良农具草图的年轻人。

风更大了些。李建国解开中山装最上面的那颗扣子，让风灌进去。

他想起了四合院。此刻，南锣鼓巷95号院应该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贾张氏大概又在骂街，易忠海可能在调解某家的纠纷，闫富贵一定在算计这个月的开支，三大妈们在公用水管前排队接水，聊着家长里短。

那是他生活了三年多的地方，一个充满了鸡毛蒜皮、算计与温情并存的微观世界。曾经，那个院子就是他的全部天地——每一间房住着谁，每个人的脾气秉性，每件纠纷的来龙去脉，他都一清二楚。

但现在，那个院子在他心里变小了。

不是它真的变小了，而是他的世界变大了。

大学给他打开了知识的大门，图书馆让他看到了人类的智慧海洋，课堂和实验室让他触摸到工业文明的脉搏。他不再只关心谁家偷了谁家的白菜，哪家媳妇和婆婆吵了架；他开始关心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展，关心鞍钢的扩建进度，关心黄河水利枢纽的建设，关心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落地情况。

“厨师的身份已成过往。”李建国轻声对自己说。

是的，丰泽园的小李师傅已经成了传说。偶尔回去客串，更像是一种对过往的致敬，对恩情的回报。那身厨艺不会丢，但不再是他的身份标签。

“工程师的道路已在脚下。”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曾经在灶台前翻锅颠勺，如今在绘图板上画直线圆弧，在实验室里操作仪器，在笔记本上推导公式。指尖有常年握笔形成的老茧，掌心有练习八极拳磨出的硬皮。

这是一双正在蜕变的手。

风从北方吹来，带着隐约的煤烟味。李建国望向那个方向——那是石景山，是首钢的方向。父亲曾经工作过的轧钢厂，就在那片厂区里。

明年，后年，当他毕业时，也许会走进那里，或者走进另一个工厂。带着这几年学到的知识，带着空间里储备的技术资料，带着超越时代的见识。

但不是去重复父辈的老路。

他要走一条新路。

一条能把农具改良得让农民省力气的路，一条能把机床造得让工人效率翻倍的路，一条能把技术突破变成生产力的路。

也许，还能走得更远。

李建国想起了那张写着“影响产业政策”的白纸。野心吗？是的。狂妄吗？也许。但如果不把目标定得高一些，怎么对得起这重来一次的生命？怎么对得起父亲用生命换来的太平日子？怎么对得起这个百废待兴却充满希望的时代？

“四合院的方寸天地，再也束缚不住我。”

这句话说出来时，有种挣脱枷锁的轻快感。不是要抛弃那个院子，而是不再被它局限。那里依然是家，有妹妹，有需要他照顾的人。但他人生的舞台，早已超出了那几进院落，那几十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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