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归零前十二小时，一支疲惫不堪的小型难民队伍抵达穹顶外围警戒线。六个人，三男三女，衣衫褴褛，带着少量破损的行李。领头的男人声称他们来自北方一个被变异生物摧毁的社区。

“我们在无线电里听到了穹顶的声音，”男人名叫李诚，五十岁左右，脸被风霜雕刻出深深的皱纹，“关于对话、和平、社区。我们走了十七天，失去了两个人。求你们，给个机会。”

守卫按照标准程序将他们安置在隔离区。小雨和陈博士进行了初步意识扫描，没有发现明显的威胁信号。背景故事经得起推敲——他们描述的那个社区确实存在，并在两个月前失去了联系。

老王保持警惕，但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他们看起来是真的幸存者。而且我们需要增加人手，特别是如果清除派真的攻击。”

林墨同意了临时收容，但要求延长隔离观察期至七十二小时，而非常规的二十四小时。这是一个直觉决定，没有任何具体证据，只是危机感在低鸣。

这六个人——李诚、王梅（他的妻子）、赵刚（技术员）、孙莉（教师），以及两个年轻人周明和吴雨——表现得完美无瑕。他们感激、合作、主动提出帮忙。在隔离期间，他们讲述的幸存故事令人心碎：眼睁睁看着家人被变异生物拖走，在废墟中寻找食物，绝望中听到穹顶的广播信号。

社区中许多人被他们的故事打动，特别是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当隔离期满，他们被正式接纳时，受到了真诚的欢迎。

只有张倩在第一次见到他们时，微微皱眉。

“有什么不对吗？”林墨注意到她的表情。

“不知道。”张倩轻声说，目光追随着那个叫王梅的女人，“她的悲伤...太整齐了。像排练过的表演，每个情感节点都在正确的位置。”

“创伤反应有时会显得不自然，”林墨说，“人们在重复讲述痛苦故事时，会形成固定的叙述模式。”

“也许。”张倩没有坚持，但她的眼神保持警惕。

渗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

第一天，赵刚“无意中”在技术组聊天时提到：“我听说园丁内部有很多分歧。也许有些派系是我们可以合作的？毕竟，完全拒绝接触可能让我们失去潜在盟友。”

第二天，孙莉在教育中心帮忙时，“好奇地”问孩子们：“你们觉得苏教练为什么离开？是因为她不同意林墨和坏人说话吗？你们觉得谁是对的？”

第三天，周明在训练中“随口”说：“如果清除派攻击，我们真的能防御吗？我听说他们有改造战士，一个能打我们十个。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其他选项？”

这些话单独听起来都合理，是自然的好奇或担忧。但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侵蚀：质疑社区决策，放大恐惧，暗示替代方案。

与此同时，李诚和王梅扮演着“智慧长者”的角色，在社区中建立信任。他们倾听人们的烦恼，提供看似中肯的建议，逐渐获得影响力。

“我理解双方的立场，”李诚在一天晚上对一群困惑的居民说，“林墨想减少伤害，苏沐晴想坚守原则。都没有错，但也许这个世界不允许这么清晰的道德选择。有时候，我们必须接受灰色。”

这话听起来深刻、平衡、富有智慧。但它实际上在削弱社区对新共识的信心——那个经过艰难讨论达成的“有限接触、高条件”共识。

渗透的第七天，第一个明显的“事端”发生了。

物资分配中心报告称，一批关键医疗用品“不翼而飞”。监控显示，最后一次接触物资的是赵刚，但他坚称自己只是按指示清点库存。

调查没有结果，但猜疑开始滋生。有人低声说：“新来的人是不是在偷东西？他们看起来太完美了，不真实。”

紧接着，防御工事的一处关键传感器“意外”损坏。负责维护的小组包括周明。

然后，信息中心出现“技术故障”，导致与档案馆的紧急通讯中断了六小时。赵刚当时正在调试系统。

这些事件单独看都可以解释为意外或疏忽。但模式开始显现：新成员在场时，总会出现问题。

老王加强了监控，但什么也没发现。“他们太专业了，”他报告林墨，“如果他们是间谍，那是顶级的。没有直接证据，只有巧合。”

小雨试图深度扫描他们的意识状态，但遇到了奇怪的抵抗：“不是有意识的屏蔽，更像是一种...训练过的心理防御。他们能控制自己的表层思维，防止深度探测。”

张倩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让我接近他们。不是作为调查者，作为...同类。”

“什么意思？”林墨问。

“我曾经是埃里希的追随者。我理解那种心态——相信自己属于更高级的群体，相信自己在执行必要但艰难的任务。如果我展示出类似的‘觉醒者’特质，他们可能会信任我，甚至试图招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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