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顾问的初体验

周一早晨八点半，区民政局的小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椭圆形的会议桌，每人面前摆着姓名牌、笔记本和一瓶矿泉水。沈墨的位置在中间靠右，名牌上印着“社区治理顾问 沈墨”。

她今天穿了件深灰色对襟外套，头发挽得一丝不苟，看起来既家常又正式。左手边坐着民政局社区建设科的孙科长，四十出头，戴着无框眼镜；右手边是区党校的李教授，六十多岁，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孙科长主持会议，“今天我们讨论《关于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沈老是我们特别邀请的基层代表，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大家畅所欲言。”

文件发下来，十六页纸。沈墨戴上老花镜，一页页翻看。都是些原则性表述：“加强党建引领”“完善居民自治机制”“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好听，但空洞。

第一个发言的是李教授，他清了清嗓子：“我认为，文件的核心是要明确‘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格局。特别是要强调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讲了十分钟，全是理论。沈墨默默听着，在笔记本上记下几个关键词。

接着是街道办事处的王副主任，她讲得实在些：“基层最大的问题是人手不足。一个社区就七八个工作人员，要管几千人，光台账都做不完。文件得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增加编制，提高待遇。”

然后是几个社区书记发言，说的都是具体困难：经费不足，居民参与度低，老旧小区管理难……

轮到沈墨时，会议室安静下来。大家都想听听这位“传奇老太太”怎么说。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沈墨放下笔，“我看了文件，很好，方向都对。但我在想，如果这份文件发到我们胡同，街坊邻居们会怎么看？”

她顿了顿：“他们会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能得到什么实惠？日子能不能过得更好些？”

孙科长点头：“沈老说到点子上了。政策要落地，得让居民有获得感。”

“对，获得感。”沈墨拿起文件，“这里写‘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怎么鼓励？光喊口号没用。得给工具，给方法，给激励。”

她让沈秀娟把带来的材料发给大家——是胡同合作社的章程、积分制管理表、服务队的工作手册。

“这是我们胡同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土办法。”沈墨说，“简单说就是三句话：让付出被看见，让问题有处说，让改变能发生。”

李教授翻看着材料，眼睛亮了：“沈老，您这个积分制，很有意思。把家庭管理和社区治理结合起来了。”

“因为家是社区的细胞。”沈墨说，“家里理不顺，社区难和谐。我们先把每家的家务事管明白，再一起管胡同的事，循序渐进。”

王副主任问：“那居民为什么愿意参与？很多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为参与有好处。”沈墨解释，“在我们胡同，参与社区服务可以换积分，积分可以换服务，比如免费法律咨询、优先使用公共厨房、年终还有分红。这是物质激励。”

“更重要的是精神激励。”她继续说，“我们每周开茶话会，谁为社区做了贡献，大家鼓掌感谢；谁解决了难题，上光荣榜。人活着，不光要吃饭，还要被尊重，被需要。”

会议室里响起议论声。

孙科长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物质激励加精神激励，双轮驱动……这个思路好。”

“但沈老，”一位社区书记提出问题，“您那胡同才十二户，好组织。我们社区两千多户，情况复杂，您这套能复制吗？”

“不能照搬，但思路可以借鉴。”沈墨早有准备，“两千户可以分成若干个‘邻里单元’，每个单元三五十户，选楼门长、单元长，先解决小单元的问题，再解决大社区的问题。这叫‘分层治理，递进参与’。”

她讲得很实在，没有高深理论，全是具体操作方法。

会议开到中午，孙科长做总结：“今天最有价值的，是沈老带来的基层视角。文件不能光写在纸上，要能落地。我建议，增加‘工具包’附件——就是沈老带来的这些表格、章程、流程，作为参考模板。”

“同意。”李教授说，“理论联系实际，才是好政策。”

散会后，孙科长特意留下沈墨。

“沈老，今天您给我们上了一课。”他诚恳地说，“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有时候离基层太远了。能不能请您定期来给我们讲讲？不白讲，有顾问费。”

“顾问费不必。”沈墨说，“如果真觉得有用，我倒是想提个建议。”

“您说。”

“政策制定过程中，能不能多开几次像今天这样的会？请不同层面的代表——街道干部、社区书记、居民代表、社会组织——一起讨论。政策好不好，用过的人最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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