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舷窗外是十月底华北平原特有的景象。

大地像一幅摊开的油画，用粗粝的笔触涂抹出辽阔而萧索的秋景。

田野呈现出大片大片的黄褐色，收割后的玉米地只余下整齐的茬口，裸露的土地在暮色中泛着暗沉的光，像是老人皮肤上的皱纹。

河流如银亮的丝带蜿蜒其间，在某个转弯处突然折出锐利的角度，像大地不经意露出的锋芒。

远处，城市的轮廓在薄霾中若隐若现。楼群的剪影参差，塔吊静止的手臂指向灰白的天空，像一群沉默的守望者。高速公路上的车流细小如蚁，缓慢爬行。

引擎的轰鸣声低沉而持续，从机身传来轻微的震颤，像某种庞大机器在胸腔里运转。

我靠在椅背上，手里捏着那张在台北酒店打印出来的便签纸。纸张边缘已经有些卷曲，上面的字迹在机舱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模糊：

“张汝京——半导体——十几亿美金——桥梁”

简单的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却像一句沉重的咒语，压在心头，沉甸甸的。每个字都像有千斤重，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闭上眼睛。

脑海里不再是台北之行的细节回放，不再是庆功宴的喧嚣，不再是张汝京客厅里的茶香。

而是那张便签纸上的字迹在黑暗中放大，旋转，变形，最后凝结成一个清晰的念头，像刀子一样刻在意识深处：

时间不多了。

1999年即将过去，新世纪的门槛就在眼前。互联网泡沫正在膨胀到极致，半导体产业正在疯狂扩张，全球化的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一切。

而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慢慢积累？

飞机轮胎接触跑道，一阵轻微的震颤从脚底传来，然后是反推引擎的巨大轰鸣——轰隆隆隆，像野兽的咆哮。窗外，首都机场的跑道灯飞速向后掠去，被拉成一条条流动的光线，像时光本身在疾驰。

飞机停稳，舱门打开。

走出机舱的瞬间，北京深秋的寒意裹着细雨扑面而来。和台北的湿热完全不同，这里的空气干冷，带着北方特有的尘土气息，吸进肺里，凉意直达深处，让人精神一振。

雨丝细密，斜斜地打在脸上，像无数根冰冷的针。机场廊桥的玻璃上凝结着水雾，模糊了外面的世界。

高军的车已经在停车场等了。黑色的桑塔纳2000在雨幕中显得格外沉稳，车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下两道昏黄的光柱。

“小田总，一路辛苦。”高军接过我的小行李箱——还是那个简单的登机箱，用了两年，边角有些磨损。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物、笔记本电脑和必要的文件。

“邮件看到了？”我坐进副驾驶，关上车门。雨声被隔绝在外，车厢里顿时安静下来。

“看到了。”高军发动车子，雨刮器开始有节奏地摆动，在挡风玻璃上划出清晰的扇形，“现金流盘点已经启动，赵律师那边也在准备方案。回公司吗？”

“嗯。通知核心团队，两小时后开会。”

车子驶出停车场，汇入机场高速的车流。周末的傍晚，车流不算拥挤，但也不稀疏。雨中的高速路像一条黑色的河，车灯是河里流动的光点。

高军一边开车一边汇报最近的业务进展，声音在雨声和引擎声中显得格外清晰：

“周杰伦专辑的第二波加印已经铺下去了，三万张，市场反馈依然很好。上海、广州的几个大型音像连锁都追加了订单，尤其是高校周边的店，补货需求很急。杨峻荣那边想再加印五万张，我按您的意思，先压到了两万。”

“嗯。”我看着窗外，“不能让他被眼前的火爆冲昏头。专辑生命周期要拉长，细水长流。后续的宣传重点，往‘音乐风格探讨’和‘创作幕后’方向引导，拔高格调。”

“明白。电台那边，《可爱女人》的排名也上来了，现在和《星晴》轮流坐庄点播榜第一。有几家电视台想邀杰伦上综艺，我都按您之前定的原则婉拒了——音乐人，作品说话。”

雨刮器有节奏地摆动，左，右，左，右。窗外的世界被切割成清晰的扇形，又很快被雨水模糊。

“杨峻荣那边呢？除了加印，还说什么了？”

“很兴奋。”高军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与有荣焉的意味，“他说专辑在台湾本土的反响超出预期，各大唱片行都卖断货。吴宗宪的节目每次提到周杰伦，收视率都会涨两个百分点。已经开始筹备第二张专辑了，想明年三月发片，无缝衔接。”

我点点头，目光投向窗外。

雨中的北京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往日的面貌。街道湿滑，反着路灯昏黄的光。行人匆匆，缩着脖子，撑着各色雨伞，像移动的蘑菇。自行车流披着五颜六色的雨披，红的，蓝的，黄的，在车流中灵活穿梭。街边的店铺透出温暖的光，热气从餐馆门口蒸腾而出，在冷雨中凝成白雾，又被风吹散。

这就是生活，真实而粗糙，充满了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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