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的许昌，凌晨三点的颍河裹着秋雾，河面上的寒气透过粗布军装渗进骨头里。方天晋蹲在一艘木船的船头，手指摩挲着船舷上的旧补丁——这是去年打漯河时缴获的民船，如今船板上还留着日军子弹的弹孔。他身后，水上巡逻队的300名队员都缩着身子，怀里抱着步枪，马灯用黑布罩着，只漏出一丝微弱的光，勉强照亮船头前的水面。“都把桨拿稳，别溅起水花，日军岗哨在北岸的歪脖子柳树上。”方天晋压低声音，目光扫过队员们冻得发红的脸，“等会儿三团的人登岸，咱们得把船贴在岸边，别让日军发现。”

河对岸的土坡后，李柱子正趴在战壕里，手里攥着怀表，表针刚跳过三点五十。他身边的三团战士们都在做最后的准备：有的用布擦拭步枪枪管，有的检查腰间的手榴弹，还有的往靴子里塞了块干粮——谁也不知道这场攻城战要打多久。“记住，等钟楼的信号弹一响，咱们就坐船渡河，北门的日军岗哨交给特战队的小组解决，你们只管冲，别恋战。”李柱子拍了拍身边一个年轻战士的肩膀，那战士刚满18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攻城战，手心里还攥着汗。

城西门外，张守义的一团早已进入阵地。他站在一辆装甲车的侧面，装甲营营长孔令才正从驾驶舱里探出头，手里拿着一张手绘的城门地形图：“旅长，西门的城门是钢筋混泥土的，不过伪军说里面的门闩是木头的，咱们的装甲车能撞开。我带4辆装甲车走前面，另外4辆跟在后面，掩护步兵冲锋。”张守义点点头，目光转向不远处的土坡——郑大勇的机枪营已经把24挺重机枪架好了，每挺机枪旁都趴着一名特战队的狙击手，望远镜正对着城头的日军火力点。“特战队的小王，”张守义喊了一声，一个瘦高个的战士立刻跑过来，“等会儿你先狙杀西门左边那个重机枪手，他的位置能扫到咱们的冲锋路线，必须先解决。”小王比了个“明白”的手势，又跑回土坡，把狙击枪的准星对准了城头。

凌晨四点整，许昌城中心的十字街钟楼突然亮起三道光——不是信号弹，是陈峰的特战队用手电筒发出的三短一长的信号。这是之前约定好的“一切就绪”的暗号，比信号弹更隐蔽，怕过早惊动日军。陈峰此时正趴在钟楼的顶楼，身边趴着两名狙击手，手里的三八式步枪都缠了布条，防止拉动枪栓时发出声音。钟楼的窗户被打碎了一块，刚好能架起狙击枪，透过这个缺口，大半个许昌城都能看到——天主教堂的了望塔、西门的重机枪阵地、城北的弹药库，都在射程之内。“老吴，盯着了望塔，松井应该快出来了；老郑，你盯着西门的重机枪手，等会儿配合城外的进攻。”陈峰压低声音，手指指向天主教堂的方向，那里的灯光刚亮起来，几名日军卫兵正端着枪在了望塔下巡逻。

几乎在钟楼信号发出的同时，西门的伪军小队长张保国正贴着城门的砖墙，手心全是汗。他身后跟着五个亲信，手里都握着短枪，盯着城门内的两名日军哨兵。“按计划来，我喊‘换岗’，你们就把他们按倒，别开枪。”张保国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伪军军装的领口，大步走向日军哨兵：“皇军同志，该换岗了，我们是来接防的。”两名日军哨兵愣了一下，刚想低头看换岗记录，张保国身后的亲信突然冲上去，一只手捂住日军的嘴，另一只手把短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不到十秒，两名日军就被拖到城门后的阴影里，嘴被布条堵住，手脚也被捆住。“快，放下吊桥！”张保国大喊，几名伪军立刻转动绞盘，沉重的吊桥“嘎吱嘎吱”地落下，刚好搭在城外的土路上。

“冲锋！”张守义看到吊桥落下，立刻举起手枪，对着天空开了一枪。郑大勇的重机枪率先开火，“哒哒哒”的枪声在晨雾里炸开，子弹像密集的雨点一样扫向城头；小王的狙击枪也响了，西门左边的日军重机枪手应声倒下，身体从城头摔了下来，砸在城外的泥地里。孔令才驾驶着头车，猛踩油门，装甲车的履带压得泥土飞溅，径直冲向城门。“轰隆”一声，装甲车的车头撞在城门内侧的沙袋工事上，沙袋瞬间散开，里面的泥土洒了一地。孔令才从驾驶舱里探出头，对着后面的装甲车大喊：“快，冲进去！”剩下的7辆装甲车跟着冲进城门，主炮时不时对着路边的日军工事开火，炮弹炸开的火光把街道照得通红。

一团的战士们跟着装甲车冲锋，有的举着步枪扫射，有的扔出手榴弹，街道两旁的日军工事里，不时有日军冲出来反抗，却很快被消灭。特战队的3个作战小组在前开路，爆破手小李抱着炸药包，跑到一个日军暗堡前，把炸药包贴在暗堡的射击孔上，拉响引线后立刻趴在地上。“轰隆”一声，暗堡的顶部被炸塌，里面的日军惨叫着爬出来，刚露头就被特战队的突击手击毙。“往左，去钟楼支援陈峰！”张守义对着身边的通讯兵喊，通讯兵立刻用无线电通知各连队，一部分兵力继续肃清街道，另一部分兵力往钟楼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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