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一个正常思维的绑匪，会选择这样一个年轻创业者为目标吗？而且开口勒索就是一个亿的天价？”

他自问自答，声音铿锵有力：

“不会！所以，本案的本质，根本不是绑架勒索！而是在报复动机驱使下，策划实施的犯罪行为，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主观恶性极深！”

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被告席上。

杨旭深深埋着头，肩膀难以抑制地微微颤抖。

孙强和王虎面如死灰，不知如何是好。

“反对！”

被告律师席上，一位五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的男律师站了起来。

他叫周正平，在国内以擅长处理重大疑难刑事案件而闻名。

“审判长，对方代理人正在故意混淆案件性质，以无关往事煽动情绪，误导法庭。”

他缓步走到庭前，姿态从容：

“第一，关于数年前乃至更久远的所谓『校园纠纷』，与本案指控的绑架勒索事实无直接法律关联。”

“我的当事人杨旭，已为年少时的错误行为付出了代价，被学校开除，受到家庭严厉管教，并且，对方当事人当时已接受道歉并出具谅解书。此事早已了结，不应成为加重本次案情的依据。”

“第二，”他转向孙强、王虎的方向，“我的当事人与孙、王二人案发前确有联系，但内容多为相约饮酒。”

“至于那条语焉不详的短信，在缺乏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有多种解释，可能是看上酒吧某位女性，可能是其他事情的约定。不能仅凭此孤证，就武断地与刑事犯罪划等号。”

他停顿了一下，推了推眼镜，抛出了真正的重磅武器：

“第三，也是本案最核心、最基本的事实，我的当事人杨旭，在案发时，**是一名未成年人。”

哗——！

法庭瞬间炸开了锅！

“肃静！保持法庭秩序！”法官重重敲响法槌。

周律师不慌不忙，取出一份文件：“这是由公安机关协调户籍原始登记部门、结合当年接生医院记录核实后，出具的《关于杨旭出生日期的情况说明》及真实《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

“证据显示：杨旭的实际出生日期为 1984 年 9 月 15 日。本案案发时间为 2001 年 11 月，案发时，杨旭实际年龄为十七周岁零两个月，是未成年人。”

他又出示了几份询问笔录：“这些是当年为让孩子提前入学，应其外祖父薛崇礼请托，违规办理年龄变更的经办人员证言。他们承认了错误，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周律师看向审判席，语气恳切：“审判长，根据我国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原则，也是本案量刑必须考量的首要前提。”

原告席上，陈律师脸色一沉，立刻起身反驳。

“审判长！首先，我方对对方出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持有异议，申请法庭予以严格审查！”

“其次，即便年龄问题存在争议，但杨旭所涉嫌参与的是绑架这一严重暴力犯罪，并造成了实际的危害后果，情节恶劣，不能简单因年龄问题而从轻！”

随后，他看向周律师：“更重要的是，如果公民的法定年龄可以因私人目的随意变更，今天为上学改，明天是否就能为逃避刑责改？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将置于何地？”

双方律师围绕年龄焦点展开了激烈而专业的交锋。

就在战况胶着之际，那位自开庭起便安静坐在被告律师团队中的外国女性，缓缓站了起来。

“审判长，各位，请允许我发言。”她的中文清晰，带着外国口音，“我是杨旭先生的美国法律顾问，伊夫琳·沃森。”

她向法庭微微颔首，取出文件：“这是杨旭先生的美国永久居留权文件复印件。他于今年 10 月，即案发前约一个月，通过合规投资移民渠道，正式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

双重国籍身份！

法庭内的哗然之声几乎压不住了，这转折一波接着一波！

伊夫琳律师继续说道：“根据国际司法实践及中美两国间的相关法律协作框架，对于拥有双重国籍、且在本案中被指控犯罪时确系未成年人的当事人，在司法程序、量刑考量乃至后续执行方式上，应该有更多的灵活处理可能。”

她看向法官，言辞委婉地提醒：“我的当事人及其家庭，充分尊重华夏法律的权威，愿意承认在本次事件中的错误。”

“我们恳请法庭，在依法审理的同时，能够综合考量其『未成年、初次涉罪、认罪态度』以及其特殊的跨国身份背景，在量刑上给予最大限度的放宽。”

“我们建议，可以考虑适用缓刑、社区服务、强制心理矫正等更为侧重教育与挽救的惩戒方式，这或许更符合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国际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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