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酷烈。刚入十月，凛冽的寒风便卷着细碎的雪粒，抽打着北中国的大地，仿佛要将世间最后一丝暖意也彻底冻结。

陕西的局势，正如这严酷的寒冬，陷入了僵持与胶着。

洪承畴接到崇祯措辞严厉的旨意后，不敢怠慢，调集重兵，对占据洛南的李自成部发起了猛烈反扑。李自成虽凭借城防和新裹挟的流民勉强支撑，但在洪承畴老练的指挥和优势兵力面前，损失惨重，最终不得不再次放弃洛南，带着残部遁入商洛山中。然而，经此一役，李自成“闯将”之名更加响亮，其部虽损，骨干犹存，如同雪层下的草根，等待着下一个春天。

另一边，李化熙在得到崇祯的密旨支持和明确指示后，稳住了阵脚。他顶住压力，暂缓了对涉及军务案件的追查，避开了对手设下的最恶毒陷阱，转而将矛头更加精准地对准那些民愤极大、且与地方豪强勾连最深的文官系统。他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在冰冻的土地上，执着地挖掘着深藏的腐败根茎。数个知县、知府落马，查抄的赃款部分被用于兑现崇祯“借给口粮农具、免赋三年”的承诺，虽然杯水车薪，却在局部地区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少数流民开始试探着返回荒芜的家乡。

然而，整体的形势依然严峻。西安方面为首的官僚集团虽暂时无法直接扳倒李化熙，却利用行政体系进行着软抵抗。朝廷拨付的赈济钱粮被层层截留，分发到灾民手中的十不存一。新政的推行在基层举步维艰，许多地方官抱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心态，敷衍了事。官场上的寒冰，比自然界的严寒更加刺骨。

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北京。

西暖阁内，炭火盆烧得噼啪作响，却难以驱散崇祯眉宇间的凝重。他面前摊开着几份奏报，内容各异，却都透着寒意。

一份是洪承畴的请功奏疏，详细描述了收复洛南、重创李自成的经过，同时再次强调军饷短缺，请求尽快拨付，并隐晦地提及部分将领对李化熙“干扰军务”的不满。

一份是李化熙的密折，汇报了近期查处的几个典型案例，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新政在陕西推行遇到的巨大阻力，以及地方官员普遍的消极怠工。

还有一份，是骆养性送来的密报，证实了之前袭击洪承畴粮道的，正是与西安某位致仕官员关系密切的地方武装，其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混乱，嫁祸李化熙。

最后一份，则是户部呈上的、关于太仓银库近乎彻底空虚的紧急报告。

内忧，外患，财政枯竭，官场腐败，流寇肆虐……种种难题，如同无数条冰冷的锁链，缠绕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也缠绕着年轻的皇帝。

崇祯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他清除了魏忠贤，整顿了京营，击退了皇太极，推广了新作物，甚至动用了系统的力量，为何局面依旧如此艰难？历史的惯性，真的如此强大吗？距离那个记忆中甲申年（1644年）的最终结局，只剩下不足六年了！

一种时不我待的强烈紧迫感，灼烧着他的内心。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系统界面上的国运值，在经历了陕西乱局的波动后，艰难地回升到了288点。太慢了！照这个速度，他根本无力扭转那既定的命运！

他必须找到更快的突破口！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了那幅巨大的舆图，最终停留在了陕西。那里是危机的中心，也或许是破局的关键。李化熙的吏治整顿和红薯推广，虽然阻力重重，但毕竟点燃了一些星火。能否让这星火形成燎原之势？

“王大伴，”崇祯的声音有些沙哑，“传旨李化熙和洪承畴，朕欲在开春之后，巡幸陕西。”

王承恩猛地抬头，眼中满是惊愕：“皇爷！陕西局势未稳，盗匪未靖，龙体安危……”

“正因局势未稳，朕才更要去！”崇祯打断他，语气斩钉截铁，“朕要亲自去看看，那里的百姓过得如何，那里的官吏究竟在干什么！朕要让他们知道，朝廷没有忘记他们，朕的眼睛，在看着他们！”

他知道这很冒险，但唯有亲临其境，才能最直观地感受到问题的症结，才能最大程度地提振民心、震慑宵小！这或许是一招险棋，但也是打破目前僵局、快速提升国运的可能途径。

“另外，”崇祯补充道，“告诉孙传庭，宣大整军已初见成效，命其精选五千宣大新军，秘密南下，驻于潼关附近，以备不测。”

他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旨意传出，朝野再次哗然。皇帝要亲巡险地？这在大明历代帝王中都是极其罕见的！支持者认为陛下英明果决，能极大鼓舞士气民心；反对者则忧心忡忡，认为此举太过冒险，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崇祯心意已决。

就在朝廷为皇帝巡幸陕西之事争论不休、紧张筹备之时，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底，一个来自关外的惊人消息，如同又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北京城——皇太极称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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