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驻跸西安，设登闻鼓，重申新政，如同一块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湖面，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陕西的每一个角落。洪承畴得到皇帝亲授的权柄与资源，剿匪力度空前，官军如同梳子般反复清剿商洛山外围，李自成、张献忠等部被迫不断向深山收缩，大规模流窜裹挟变得异常困难。

而李化熙在皇帝的坐镇支持下，更是再无顾忌。这位铁面御史手持尚方宝剑，以西安为中心，掀起了远比在陕北时更为猛烈的吏治风暴。他的目标，直指陕西官场的核心——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省级衙门！

查账、核饷、问讯、锁拿……一套组合拳迅雷不及掩耳。短短半月之内，陕西布政使司参政、按察使司副使等数名三品大员相继落马，其贪墨数额之巨，牵连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查抄出的赃银、田产、古玩堆积如山，部分被当场充作军饷和平价购粮赈济灾民之用。

西安城内，往日里那些趾高气扬的官吏们，如今个个噤若寒蝉，行走坐卧皆感芒刺在背。行宫外的登闻鼓虽未响起几声，但那面鼓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威慑。

崇祯坐镇秦王府，每日批阅来自李化熙和洪承畴的奏报，同时亲自接见一些由骆养性筛选过的、确有冤情或独特见解的士子、老农乃至低阶官吏。他试图透过这些最直接的渠道，触摸这片土地最真实的脉搏。

这一日，他召见了一位来自延安府安塞县的老农——李老栓。正是在李化熙鼓励下，这位最早成功种植红薯的老农，鼓起勇气，通过锦衣卫的渠道，请求面圣。

行宫偏殿内，李老栓穿着一身浆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跪在光滑的金砖地上，紧张得浑身发抖，头也不敢抬。

“老人家，平身吧。赐座。”崇祯的声音尽量放缓，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和。

王承恩搬来一个绣墩，李老栓却哪里敢坐，连连叩头：“草民……草民不敢……万岁爷面前，哪有草民的座位……”

“朕让你坐，你就坐。”崇祯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朕听说，你是安塞县最早种活红薯的，还带着乡亲们抗旱保苗，是个能干的人。跟朕说说，如今安塞那边，光景如何？红薯种得怎么样了？官府……可有为难你们？”

听到皇帝问起自己最熟悉的事情，李老栓紧张的心情稍稍缓解了一些。他小心翼翼地侧着身子，半个屁股挨在绣墩上，结结巴巴地开始讲述。他说起去秋那场“神迹”般的雨水，说起红薯收获时的喜悦，也说起了冬天依旧难熬，以及……县里新来的官吏，虽然不敢像赵德宽那样明目张胆地克扣，但发放种苗、核定垦荒土地时，依旧少不了各种“规矩”和“孝敬”。

“万岁爷……您……您发的种苗是好的，免税的旨意也是好的……就是……就是到了下面，总……总得扒层皮……”李老栓浑浊的眼中带着无奈和一丝期盼，“要是……要是官老爷们都能像周知县那样，实实在在为俺们百姓着想，那该多好……”

崇祯静静地听着，心中波澜起伏。李老栓的话，印证了他的判断。李化熙的雷霆手段，清除了顶层的巨蠹，震慑了官场，但基层胥吏的积弊，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新政的阳光，在穿透层层阻碍后，到达百姓身上时，已然黯淡了许多。

“朕知道了。”崇祯点了点头，对王承恩道，“赏李老栓白银二十两，细布两匹。让他回去后，好生带领乡邻种植，朝廷……不会忘了你们的功劳。”

李老栓千恩万谢地退下了。崇祯独自坐在殿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吏治，如同顽疾，需要持续用药，更需要疏通经络，让政令能够畅通无阻地抵达末端。

就在他沉思之际，骆养性匆匆入内，脸色凝重地呈上一份密报。

“陛下，西安府同知刘文炳，昨夜于家中书房……自缢身亡了。”

崇祯眉头一皱：“自缢？所为何事？”

“据其家人称，是因……因自觉无能，愧对圣恩。但臣在其书房暗格中，发现了这个。”骆养性递上一封没有署名的密信。

崇祯展开一看，信上只有寥寥数语，字迹潦草：“事急矣，李獬已查至要害，恐累及上游。速断臂求生，或可保全。”

“上游？”崇祯眼中寒光一闪，“这‘上游’，指的是谁？西安城内？还是……北京城里？”

刘文炳是西安府实权人物之一，掌管粮秣、刑名，其突然“自尽”，显然是为了保住幕后更重要的人物，主动做了弃子！

“查！”崇祯将密信拍在桌上，“给朕一查到底！看看这西安城，还有多少见不得光的东西！这‘上游’，到底通到哪里！”

李化熙的利剑，显然已经触碰到了更深、更隐秘的利益网络，逼得对方不得不壮士断腕。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崇祯全力整顿陕西内政之时，一个来自辽东的紧急军情，再次将他的注意力拉向了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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