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略一思索，答道：“坦诚、透明、互利，是基础。我们与合作方建立清晰的游戏规则，明确技术边界和数据权属。我们不追求控股或技术垄断，而是通过授权、合资、共同研发等灵活方式，分享技术，分享收益。同时，我们非常重视本地化，不仅是生产本地化，更是管理、人才和供应链的本地化，让合作伙伴真正成为事业的主人，而不是被动的执行者。”

他的回答，再次强调了“绿建联盟”合作模式的核心原则，也暗含了对某些国际巨头“技术殖民”倾向的温和反驳。

接下来轮到迈克尔·罗森伯格发言。他推了推眼镜，语气沉稳，带着一种典型的华尔街精英的自信：“EnviroTech 完全赞同创新和合作的重要性。我们相信，真正的循环经济解决方案，必须建立在最先进、最可靠的技术基础之上，并具备全球可扩展性。我们在全球投资和整合顶尖的回收与再生技术，建立统一的高标准和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无论在哪里应用，都能达到最优的环境和经济效益。我们与合作伙伴的关系，是基于明确的技术授权和严格的质量协议，这保障了技术的纯粹性和最终产品的可靠性，是对环境和客户负责的表现。”

他顿了顿，目光似有似无地扫过林枫这边，继续说道：“当然，不同市场有其特殊性。但我们认为，对核心技术和环境绩效的标准，不应因市场而异。降低标准可能会带来短期的成本优势，但从长期看，会损害整个行业的信誉，也不利于全球环境的整体改善。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短缺这样的全球性挑战时，我们需要的是最高标准的技术和解决方案，而不是妥协。”

这番话，表面上看是在强调技术和标准的重要性，但“降低标准”、“妥协”等用词，以及那种隐含的优越感，明显是在影射“绿建联盟”这类走性价比和本地化路线的企业。现场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莎拉·詹森显然察觉到了，巧妙地将话题引向巴西的卡洛斯·门德斯，谈论热带雨林地区的特殊挑战。但林枫知道，交锋已经开始。

在后续关于“循环经济与公正转型”的讨论中，林枫再次发言，他提到：“技术的先进性毋庸置疑，但技术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同样重要。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高昂的技术成本和复杂的标准体系，往往成为绿色转型的障碍。‘绿建联盟’的模式，是试图在保证环境效益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优化，将绿色技术的门槛降低，让更多中小企业和社区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我们认为，这才是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循环经济路径。毕竟，绿色转型，不能只成为富国的游戏，或者少数巨头的盛宴。”

他语气平和，但立场鲜明。既回应了罗森伯格关于“标准”的暗指，又抛出了“可及性”和“普惠性”的价值观议题，将辩论提升到了更广阔的层面。

罗森伯格微微蹙眉，似乎想反驳，但主持人莎拉·詹森适时控制了时间，进入观众提问环节。

提问环节，一位来自欧洲环保NGO的女士问道：“罗森伯格先生，EnviroTech 最近在推动欧盟关于‘环境足迹’更严格的计算方法，据说这将更有利于本地供应链和绿色能源占比高的企业。这是否会构成对像‘绿建联盟’这样主要生产基地在亚洲的企业的变相贸易壁垒？您如何看待公平竞争的问题？”

问题很尖锐，直接点出了欧盟“新模型”的潜在争议。罗森伯格面不改色，从容答道：“标准制定是基于科学和对环境最优的考量。如果某些生产流程或供应链确实碳足迹更高，那么在产品比较中体现出来，是科学和透明的表现。这并非贸易壁垒，而是鼓励全球生产者都向更清洁、更低碳的方向努力。公平竞争，应该建立在相同的环境绩效标准之上，而不是保护落后产能。”

他的回答，将“新模型”包装成推动全球减排的“科学工具”，并暗指反对者是在保护“落后产能”。

这时，又一位听众举手，是位亚洲面孔的年轻学者，他用英语问道：“林先生，您刚才提到技术普惠。但像建筑垃圾处理这样的行业，其环境影响评价本身就很复杂。如果未来国际通行标准过于侧重某些特定指标（比如隐含碳的核算方法），而忽略了本地环境效益、就业创造、社区健康等其他维度，是否会扭曲创新方向，甚至扼杀像您这样有价值的本地化创新模式？您认为，在标准制定中，应如何平衡全球一致性与区域特殊性？”

这个问题，问得极其到位，几乎点出了林枫心中对欧盟“新模型”最深的忧虑。他看了一眼提问者，点了点头，清晰而有力地回答道：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任何环境标准，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如果标准制定过于狭隘，只关注少数指标，而忽略了技术路线多样性、本地条件差异、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效益，那么它可能无法实现其初衷，甚至产生反效果。真正的‘绿色’，应该是多维度的，包括碳减排、资源节约、污染控制、生态保护，也包括经济可行、社会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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