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将争论拔高到“华夷之辨”、“义利之辩”的意识形态高度，并暗示对方有“以夷变夏”的危险倾向，扣上了一顶不小的帽子。

东侧陆九韶这时缓缓站起，他年纪稍长，气质沉稳，先向刘宗周施了一礼，然后不疾不徐道：“刘先生所言‘夏夷之辨’、‘义利之辩’，学生不敢苟同。夫子有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又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夷狄若有长处，何以不能师之？禹出西羌而圣，舜居东夷而仁，圣贤岂拘于地域？至于义利，夫子亦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格物之学所成之器，能利万民（如灌溉增产）、强国家（如巩固边防），此‘利’岂非合于大‘义’？《大学》言‘格物致知’，朱子注曰‘即物而穷其理’。今日之格物，正是即‘蒸汽’、‘火药’、‘星月’而穷其物理，何错之有？莫非只有格‘竹’七日（暗指阳明格竹典故）方是格物，格这实实在在的万物之理，反成了‘玩物丧志’？学生愚钝，还请先生解惑。”

陆九韶这番辩驳，引经据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逻辑严密，直指对方理论上的矛盾之处。尤其是引用《大学》“格物致知”和朱熹的注解，来为今日的“格物”正名，让西侧众人一时语塞。台下不少中立甚至略微倾向西侧的士子，也露出了思索的神情。

钱敬斋见势不妙，避开具体学理，转而攻击对方的动机和后果：“巧言令色！尔等不过是为自己出身寒微、不擅经义文章寻找借口，妄图以这‘实学’为捷径，躐等进身，乱我取士之制，坏我朝廷纲纪！更兼蛊惑人心，使年轻士子不务正业，不思修身齐家，整日沉迷于机巧算计，长此以往，士将不士，国将不国！此等言论，流毒无穷，必须禁绝！”

这话将学术争论直接引向人身攻击和阶层对立，火药味陡然升级。东侧年轻学子们顿时群情激愤。陈同甫怒道：“钱先生以出身论人，岂是君子之风？寒门学子，苦读经义之余，习些实学，以求报效国家，何罪之有？难道只有出身高门、皓首穷经却于国无益者，才配称为‘士’吗？至于蛊惑人心，敢问钱先生，是《万物之理》中教人稼穑水利、防灾避雷在蛊惑人心，还是那些死守教条、阻挠新政、甚至散播‘蒸汽机吞魂’谣言者在蛊惑人心？”

“放肆！”王世贞拍案而起，他擅长文章，此刻以华丽辞藻斥责，“黄口小儿，不知天高地厚！圣学博大精深，岂是尔等读了几本粗浅格物书便能窥测？文章乃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尔等推崇之器用，不过一时之便；而圣贤文章，可传千古，可正人心，可美风俗。尔等弃珠玉而拾瓦砾，实乃数典忘祖，自绝于文明大道！若人人如尔等，我华夏礼乐文章，将荡然无存，与禽兽何异？”

叶适反唇相讥：“王先生文章华美，晚生佩服。然晚生想问，当倭寇犯边、百姓流离之时，王先生的华美文章，可能当饭吃？可能当炮使？能退敌乎？能安民乎？若文章不能救急，则与废纸何异？器用虽朴，能活人命、固国防，便是大功德！文明大道，若不能庇佑其民、强盛其国，空有文章，不过空中楼阁，镜花水月！”

“你……你竟敢辱及斯文！”王世贞气得浑身发抖。

“够了！”一声断喝，来自在场监礼的南京礼部一位郎中，他见场面即将失控，不得不介入，“辩会旨在切磋学问，岂可如市井之徒般互相攻讦？再有出言不逊、人身攻击者，逐出场去！”

双方这才勉强压住火气，但怒目相视，气氛依旧紧绷。

随后辩论转入第二题：“四民之序，士农工商，是否万古不易？”

此题更为敏感。西侧坚称“士为四民之首，农为本，工次之，商为末，此乃天道人伦，不可更易”。东侧则大胆提出质疑。

陈同甫道：“古之四民，或因时势而定。今时不同往日。农得新器，一夫可耕数十亩，所产丰饶；工精技艺，能造利国利民之神器；商通有无，促百工，裕税收，连海内。其贡献，未必逊於只知读书做官之士。且朝廷开‘格物科’，工坊匠师可授官爵，已见变化之端。可见，序位当以贡献而定，不当固守古制。”

刘宗周厉声道：“荒谬绝伦！此论动摇国本！士农工商，各安其位，则天下治。若人人竞逐货利、机巧，谁来治国平天下？谁来教化百姓？工匠商人，若使其与士人并列，必生僭越之心，祸乱之源也！尔等欲坏纲常，其心可诛！”

叶适针锋相对：“晚生以为，治国平天下，需通晓实务，而非只会空谈。百工院徐大人、杨大人，非传统士人出身乎？其於国之贡献，逊於只知吟风弄月、党同伐异之清流乎？贡献大者得尊重，天经地义！若固守‘士为尊’而无实绩，才是真正的‘僭越’！”

争论愈发激烈，几乎演变成一场关于社会结构根本原则的争吵。西侧指责东侧“妄图颠覆伦常”、“必引致天下大乱”；东侧则反击西侧“尸位素餐”、“阻碍进步”。台下听众也明显分裂，年轻者多兴奋激动，年长者多摇头叹息，更有不少人面露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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