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二年秋八月，郢都，承天殿。

寅时三刻，天还未亮，宫门外的广场上已经站满了等候上朝的文武百官。秋露打湿了官袍的下摆，却无人敢掸，所有人屏息凝神，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压抑。

钟鼓声从宫门内次第响起。

宫门缓缓打开，百官依序而入，分列丹陛两侧。文官以丞相文寅、御史大夫景昭为首，武官则因大多在外征战，队列略显稀疏。太子欧阳恒站在御阶之下，身穿监国储君的十二章纹衮服，头戴远游冠，面色平静如水。

“陛下驾到——”

宦官悠长的唱喏声中，欧阳蹄从殿后缓步走出。这位大皇帝今日未穿冕服，只着一身玄色常服，腰间佩一柄古朴长剑，更显威仪内蕴。他在龙椅上坐下，目光扫过殿中，在太子脸上稍作停留，随即淡淡道：“开始吧。”

常规的奏报按部就班地进行：东征军粮草消耗、北疆防务、各地秋收情况、海路商税……每一项都关乎国运，但所有人都心不在焉，目光时不时瞟向文官队列最前方的景昭。

终于，在廷尉奏报完一桩地方讼案后，景昭出列了。

“臣，御史大夫景昭，有本启奏。”

殿中瞬间安静下来。

欧阳蹄抬了抬手：“讲。”

景昭手持玉笏，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传遍大殿：“臣要弹劾北疆镇守使、武安公白起——杀俘筑京观，有伤天和；屠戮过甚，非仁者之师！”

话音落地，殿中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呼。

虽然北疆之事早已传回郢都，但由御史大夫在朝堂上当众弹劾，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这不再是私下议论，而是正式的、记录在案的攻讦。

欧阳恒站在御阶下，身形纹丝未动，只是眼皮微微抬起，看向景昭。

景昭不看他，继续道：“据北疆奏报及多方查证：武安公白起，于承天二年夏，诱燕军两千越境，困于山谷，尽数屠戮，不留降卒。更将死者头颅斩下，于边境垒筑‘京观’，立牌示威。此等行径——”

他顿了顿，声音陡然拔高：“与蛮夷何异？！《司马法》有云：‘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然白起所为，非为‘止战’，实为‘示威’；非为‘安人’，实为‘立威’！两千降卒，手无寸铁，尽数坑杀，此非仁义之师，实乃虎狼之暴！”

一番话引经据典，铿锵有力。殿中不少文臣暗暗点头，尤其是一些以清流自居的御史、谏官，脸上已露出愤慨之色。

景昭趁热打铁，话锋一转：“而白起之所以敢如此妄为，皆因朝廷纵容，监国失察！”

矛头直指太子！

“太子殿下监国理政，统领军政。北疆之事，殿下岂能不知？既知，为何不制止？为何不发诏申饬？反而听之任之，甚至——”景昭猛地转身，面向欧阳恒，“甚至有传言，殿下曾手书白起，赞其‘处置果断，震慑北疆’！若此言属实，殿下以储君之尊，褒奖此等暴行，将置我大越于何地？将置天下民心于何地？！”

殿中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看向欧阳恒。连龙椅上的欧阳蹄，也微微眯起了眼睛。

欧阳恒缓缓转身，面向景昭。他比景昭年轻三十岁，但此刻站在那里，气势竟丝毫不落下风。

“景大夫，”太子开口，声音平稳，“你说完了？”

景昭昂首：“臣所言，句句属实，皆有据可查！”

“好。”欧阳恒点点头，然后，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不再看景昭，而是转向满朝文武，“方才景大夫问，白起所为，将置大越于何地，置民心于何地。那孤，也想问诸位臣工一个问题。”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过去一年，燕军越境劫掠十七次，杀我边民四百余人，掳走青壮千余，焚毁村落二十三座。北疆百姓，耕不敢出村，夜不敢安寝。而与此同时，东征大军十五万将士，正在邯郸城下与赵军血战，每日耗粮五千石，箭矢十万支。国库半数钱粮，倾于东线。”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在众人心上：

“请问诸位——在这种情况下，对北疆之敌，除了一次性雷霆震慑，打到他不敢再犯之外，还有什么更高明、更仁义、更能速见成效的办法，既能保北疆安宁，又能让东征大军无后顾之忧？”

殿中鸦雀无声。

文官们面面相觑，武官队列里有人暗暗握拳。

欧阳恒看向景昭：“景大夫熟读经典，通晓仁义，可否教孤？”

景昭脸色一僵，旋即道：“殿下此言差矣！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即便要战，也应堂堂正正，击溃即可，何必杀俘？何必筑京观？此举有伤天和，必遭天谴！且史笔如铁，后世将如何评判我大越？评判殿下？”

“天和？史笔？”欧阳恒忽然笑了，笑容里带着一丝冷意，“景大夫，孤来告诉你什么是‘天和’——北疆百姓能安心秋收，孩子能平安长大，这就是天和。孤再来告诉你什么是‘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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