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斯特拉斯堡的会议厅里爆发出一阵低沉的掌声。

屏幕上的数字停在了那里，赞成票比反对票多出十七票。

十七票。

何静香盯着那个数字，后背慢慢靠上椅背。旁边有人在欢呼，有人在互相拥抱，有人已经开始打电话报喜。她只是坐在那里，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陈怀先从她身边走过来，把一杯水推到她手边。

他没说话。

有时候不说话，反而是最准确的。

新法案的核心条款基本按照团队最后一稿的版本落地：供应链各环节须在规定时限内披露关键采购来源；涉及跨境并购的交易，须接受独立第三方尽职调查；任何市场参与者不得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合规审查。

这几条，字字都是刀。

K先生的那套打法，核心就建立在“灰色”二字上，他从不亲自出手，总是借道子公司、空壳基金、行业协会，把压力变成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何静香他们在诉讼里对抗了将近两年，最大的困境不是没有证据，是证据拿出来也无法适用现行规则。

现在规则变了。

法务总监魏博站在她侧后方，低声说了一句：“对方律师团队今天早上就开始撤回两份证据申请了。”

何静香“嗯”了一声。

她已经料到了。

消息是通过中间人传来的，渠道很老派，一封措辞正式、却刻意留有余地的信函，落款是K先生的私人法律顾问事务所。

信的意思很简单：希望就现有争议重启协商，探讨“互利共赢的解决路径”。

互利共赢。

何静香把那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然后把它放回信封，推给坐在对面的陈怀先。

陈怀先扫了一眼，抬起头：“你怎么想？”

“见。”

“条件？”

“我来定。”

陈怀先没有异议，只是把信封原样推了回来。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停住了。

何静香注意到那个小动作。

她了解他。两下是“我支持你”，三下是“我有保留意见”。

两下。

谈判地点选在布鲁塞尔，一家与双方均无直接关联的律所会议室。

K先生没有亲自来。

坐在对面的是他的首席代理人，姓福尔曼，头发半白，西装笔挺，整个人像一座精心设计的建筑好看，但每一处都是计算过的。

何静香进门时，他已经站起来伸出手。

“何女士，久仰。”

“福尔曼先生。”她握了一下，力道不轻不重，“坐吧。”

她在主位落座。

这个细节没有人明说，但屋子里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魏博把厚厚一摞文件推到桌子中央，没有开口介绍，只是整齐地摆放好，像在摆一局棋。

福尔曼的目光在文件上停了一秒。

何静香没看他，低头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了两个字，然后抬起头，开口：

“我们提三个前提条件，不进入议程、不参与讨论，先确认这三点，再谈其他。”

福尔曼的表情没变，只是把手从桌上收了回去，放到膝盖上。

“请说。”

“第一，K先生旗下与本次争议相关的七家子公司，须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开放财务记录，接受我方指定的第三方机构尽职调查。”

会议室安静了一下。

“第二，此前对我方合作伙伴施加的采购封锁，须在法案生效后三十日内全面解除，并以书面形式向各方发出说明。”

福尔曼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点。就那么一点，但何静香没错过。

“第三，”她顿了顿，“K先生本人须在最终协议上签字，不接受代签。”

沉默。

是那种特别压实的沉默，像冬天的雪落在地上，没有声音，但重量全在。

福尔曼的视线终于移过来，对上她的眼睛。他在评估，评估她说这话时有几分是底气、几分是虚张声势。

何静香回望他。

她的表情很平，没有刻意表现什么，就那样看着他，等他自己得出结论。

良久，福尔曼开口：“第三点，我需要请示委托方。”

“当然。”她把笔放下，“我们休息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变成了四十分钟。

何静香在走廊尽头的落地窗前站着，外面是布鲁塞尔灰白色的天空，远处有一排老建筑的屋顶，线条很古朴。

陈怀先走过来，把一杯咖啡递给她。

“他打了三个电话。”陈怀先说。

“我知道。”

“K先生在赌你会退让第三条。”

何静香喝了一口咖啡，没说话。

第三条才是真正的钉子。K先生这么多年来从未在任何公开文件上留下亲笔签名，所有协议都经由代理人执行。一旦他亲自签字，就等于承认了他在整件事里的直接角色，法律意义上的那种承认。

他当然不想签。

但他现在没有选择权了。

法案通过之后，对方手里那些模糊的“灰色手段”已经开始失效，国际诉讼那边三条战线有两条已经出现明显转机。再拖下去，对方付出的代价只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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