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遥十岁那年秋天，顾安安接到了故宫博物院的电话。电话是老朋友打来的，寒暄了几句之后，对方说明了来意——故宫计划在次年春季举办一场“中国古代织绣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参加。他们希望顾安安能够在研讨会上做一场主题报告，分享她这些年在纺织品修复领域的经验和成果。

顾安安握着手机，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能让我考虑一下吗？”

“当然可以。不急，你慢慢考虑。”

挂断电话后，她坐在工作室的窗边，望着窗外那棵已经开始泛黄的桂花树，陷入了沉思。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站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交流，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她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需要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这恰恰是她一直不太擅长的事情。

傍晚，陆鸣蝉下班回来，看到她坐在窗边发呆，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怎么了？”

顾安安把电话的事告诉了他。他听完后，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先问了她一个问题：“你想去吗？”

“想。”顾安安几乎没有犹豫，“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也有些紧张。”

“紧张什么？”

“紧张讲不好。”顾安安坦诚地说，“我不太擅长在很多人面前讲话。我怕自己到时候一紧张，话都说不利索。”

陆鸣蝉看着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在苏州博物馆做讲座的时候吗？”

顾安安愣了一下。她当然记得——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她刚回到苏州不久，陈主任邀请她给馆里的工作人员做一次关于纺织品修复的讲座。她准备了整整两周，写了详细的讲稿，反复练习了好几遍，但上台的时候还是紧张得手心出汗，声音发颤，讲到一半还忘了一段词，尴尬地站在台上沉默了好几秒钟。

“那次讲得确实不怎么样。”她承认。

“但你后来不是越讲越好了吗？”陆鸣蝉说，“现在你给学生上课，给同行做报告，不是很自然了吗？”

“那是因为对象不同。”顾安安说，“给学生上课，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学生，没什么好紧张的。给同行做报告，面对的也都是熟悉的面孔。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国际研讨会，台下坐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还有不少是这个领域的前辈和权威。”

“那又怎么样？”陆鸣蝉说，“你在这个领域做了这么多年，修复了那么多重要的文物，写了那么多有分量的着作。你是凭实力站在那个讲台上的。那些专家和权威，他们是来看你讲什么的，不是来看你出丑的。”

顾安安看着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安慰人了？”

“我一直都会，只是你没发现而已。”陆鸣蝉理直气壮地说。

顾安安忍不住笑了出来。她笑了一会儿，然后深吸一口气，像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好，我去。”

陆鸣蝉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这才是我认识的那个顾安安。”

研讨会定在次年四月。顾安安花了整整一个冬天来准备——她确定了报告的主题，整理了相关的案例和数据，制作了演示文稿，还反复练习了英文演讲。她的英文口语不算流利，但基本的专业交流没有问题。她找了英语好的同事帮忙润色了讲稿，又对着镜子练习了好几遍，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为止。

星遥知道妈妈要去北京做演讲，比顾安安本人还要兴奋。她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一个漂亮的笔记本，送给顾安安：“妈妈，你把这个笔记本带去北京。如果紧张了，就看看它——它是我送给你的幸运笔记本。”

顾安安接过那个粉红色的、贴着卡通贴纸的笔记本，翻开来看了看，里面是空白的页面，还带着新纸张的油墨味。她合上笔记本，看着星遥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弯腰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谢谢星遥。妈妈一定会带着它去的。”

四月的一个清晨，顾安安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高铁。陆鸣蝉和星遥送她到车站，星遥依依不舍地拉着她的手，叮嘱她“讲完了就快点回来”。顾安安蹲下来，和她拉了勾，然后站起身，接过行李箱，朝他们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了检票口。

她没有回头。因为她知道，如果回头了，她可能会舍不得走。

高铁启动了，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她靠在座椅上，望着窗外那片熟悉的江南水乡风光，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有紧张，有期待，也有一种对自己选择的笃定。她低头看了一眼随身携带的那个帆布包，里面装着笔记本电脑、讲稿、以及星遥送给她的那本粉红色笔记本。

她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开始在脑海中默默地过一遍演讲的内容。

北京南站，四月，阳光明媚。故宫博物院派了车来接她，司机是个年轻的姑娘，一路上热情地向她介绍北京这几年的变化。她靠在座椅上，望着窗外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街景，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亲切感——这座城市，曾经是她奋斗过的地方，如今她以一个不同的身份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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