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贫家净扫地

深圳南山科技园，凌晨两点十七分。

隆复生蹲在出租屋门口，借着楼道里忽明忽暗的声控灯，用一把牙刷柄削尖的那头，一点一点地剔着地砖缝里积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黑垢。六月的深圳像一口蒸笼，他身上那件洗了无数次的灰色背心早已湿透，紧贴在嶙峋的脊背上。

这间月租八百五十元的“单间”，实际上是某老小区一套三居室中被隔出来的第八间房。六平米，一张上下铺，上铺堆着他所有的书，下铺是他睡觉的地方。没有空调，窗式排气扇嗡嗡地转着，像一只困在琥珀里的老苍蝇在做最后的挣扎。

走廊尽头的公用卫生间里，有人在冲凉，哗哗的水声夹杂着抖音外放的声音，一个女声在夸张地笑着：“家人们谁懂啊——”

隆复生没有抬头。他的牙刷柄在地砖缝里卡住了一下，他轻轻地左右晃动着，像外科医生在处理一根细小的血管。那双手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虎口处有一道淡粉色的疤痕——那是三个月前在工厂流水线上被塑料件毛边划的。

他今年二十九岁。

准确地说，还有二十三天，他就满二十九岁了。

隆复生把最后一道砖缝清理干净，退后一步，蹲在地上歪着头看。六平米的房间，地面是那种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白色地砖，边角早已泛黄，中间几块的釉面也磨花了，但此刻，所有地砖缝都露出了原本的白水泥本色，横平竖直，像一张被小心擦干净的棋盘。

他满意地微微点头，站起来，膝盖咔吧响了一声。

桌上放着一碗已经凉了的白粥，配一碟橄榄菜。这是他晚上九点下班回来后熬的——用一个小型电煮锅，米是在楼下超市买的散装东北米，一块八毛一斤。他坐下，端起碗，慢慢喝了一口。粥已经凉透了，米粒吸足了水，涨得绵软，在舌尖上化开，有一丝淡淡的甜。

他忽然想起《菜根谭》里的那句话：“贫家净扫地，贫女净梳头，景色虽不艳丽，气度自是风雅。”

隆复生放下碗，拿起桌上那本翻得起了毛边的《菜根谭》——岳麓书社的版本，扉页上有一行他十八岁时用钢笔写的字：“复生，你要记住，人可以穷，心不能乱。”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被汗水和岁月洇开了一部分。

他翻到第六章《功业篇》，目光落在那段话上，一个字一个字地默念了一遍，然后合上书，闭上眼睛。

窗外，深圳的夜空看不见星星，只有对面写字楼顶的红色航空警示灯在一明一灭地闪烁。那节奏像一颗巨大的心脏，在城市的天际线上缓慢地搏动着。

隆复生躺到下铺，双手枕在脑后，盯着上铺床板底下贴的一张纸。那张纸上用毛笔抄着《菜根谭》的原文，是他自己写的，字迹端正清瘦，一笔一画都带着劲道。

“士君子当穷愁寥落，奈何辄自废弛哉！”

他的目光停留在“自废弛”三个字上，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咬牙。

手机震了一下。屏幕亮起，是一条微信消息，备注名是“妈”。

“复生，这个月的生活费收到了吗？你爸的工资还没发，你弟弟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三千，你看能不能……”

隆复生没有看完这条消息。他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枕头旁边，盯着天花板，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天花板上有块水渍，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鸟。

他想起自己十八岁那年，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上大学，父亲在村子里摆了八桌流水席，杀了一头猪。村里人都说，老隆家要出大人物了。母亲那天穿了一件红色的新衣服，是特意去镇上买的，三十五块钱，逢人就说：“我儿子以后要在深圳上班的，坐办公室的。”

隆复生闭上眼睛。

那只水渍做的鸟在他眼皮后面的黑暗中飞了一圈，消失了。

凌晨三点，他终于睡着了。电煮锅里的粥还剩半碗，用保鲜膜盖着，放在桌角。地砖缝在黑暗中安静地排列着，横平竖直，像一个人的骨骼。

二 景色不艳丽

早上六点十五分，隆复生的闹钟没有响——他没有设闹钟的习惯，生物钟比任何电子设备都准时。

他睁开眼，第一件事不是看手机，而是坐起来，把被子叠成豆腐块。这个习惯来自他初中三年的寄宿生活，那时候学校宿舍十二个人一间，水泥地，铁架床，冬天没有热水。他叠了三年被子，得了三年“内务标兵”的流动红旗，那面红旗现在还在老家他房间的墙上钉着，褪成了淡粉色。

洗漱用的是公用卫生间。他进去的时候，隔壁房间的一个外卖骑手正在刷牙，满嘴白沫，冲他含含糊糊地点了点头。隆复生也点了点头，拧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把脸。他没有洗面奶，一块五毛钱的硫磺皂，洗脸洗头洗澡，三位一体。

回到房间，他从上铺的书堆里抽出一本书——南怀瑾的《论语别裁》，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坐在床沿上开始读。这是他每天早上的功课，雷打不动，四十分钟。从十九岁辍学南下打工开始，十年了，他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读完了《道德经》《庄子》，读完了《菜根谭》《小窗幽记》《围炉夜话》。有些书读了一遍又一遍，书页翻得起了毛边，边角卷起来，像被海风吹了太久的船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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