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上只剩下七个脚印。六个是湿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脚踩出来的；一个是干的，但脚印的边缘有一圈白色的粉末，像是骨灰。

林涵看向更远的地方。

他站在一个灵堂里。灵堂很大，大概有一百多平，天花板很高，上面的横梁上挂着白色的挽联，挽联上的字已经模糊了，看不清写的是什么。墙壁是灰色的，不是刷的漆，是霉斑——整面墙的霉斑，深浅不一，像是地图上不同颜色的地形。

灵堂里摆着七张供桌。

他面前这张供桌上摆着他的遗像。另外六张供桌上也摆着遗像，但距离太远，他看不清照片里的人是谁。

供桌后面是一排排的纸扎——纸人、纸马、纸房子、纸轿车。做工粗糙，颜色艳丽得刺眼，在烛光下泛着一层油腻的光。纸人的脸上没有画五官，只有一片空白，但林涵总觉得那些空白的脸正在“看”着他。

灵堂的尽头是一扇门。门很旧，朱红色的漆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发黑的木头。门没有关严，留着一道缝，缝隙里透进来一丝光——不是烛光，是月光，惨白、冰冷。

林涵朝那扇门走过去。

他的脚步很轻，但在空荡荡的灵堂里，每一步都发出清晰的回响。经过第二张供桌时，他瞥了一眼上面的遗像。

照片里是一个中年男人，方脸，浓眉，表情严肃。照片下方写着名字：赵德柱。死亡时间同样是“三天之后”。

第三张供桌：一个女人，三十岁左右，短发，眼神凌厉。名字：红姐（只有绰号，没有真名）。

第四张：一个年轻男人，二十四五岁，寸头，笑得有点傻。名字：阿豪。

第五张：一个女孩，二十出头，长发，圆脸，笑得很甜。名字：小陶。

第六张：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二十七岁左右，瘦削，表情木讷。名字：陈光（外号“眼镜”）。

第七张：一个老年男人，五十六七岁，头发花白，表情疲惫。名字：刘建国（刘叔）。

七个人。七个遗像。七个“三天之后”。

林涵收回视线，走到门前。他没有急着推门，而是先蹲下来，看了看门缝下方的地面。门外的地面是泥土地，上面有脚印——新的脚印，七双不同尺码的鞋印，从门外延伸进来。

他们是走进来的。

不是被拖进来的，不是被抬进来的，是“走进来”的。这意味着他们在进入灵堂之前，是有意识的。但他们不记得了。林涵也不记得。他只记得自己“醒来”的那一刻，之前的记忆像被橡皮擦擦掉了一样干净。

这是副本的规则之一：进入副本时的记忆缺失。不是全部记忆，只是“如何进入”的那一段。副本在抹除你对自己“来路”的认知，让你只能接受“现在”。

林涵推开了门。

月光倾泻下来，照亮了他的脸。

门外是一个院子。院子不大，铺着青石板，石板的缝隙里长满了枯草。院子中央有一棵老槐树，树干很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但树上一片叶子都没有，光秃秃的枝丫像干枯的手指伸向天空。

槐树上挂着白色的灯笼。每一个灯笼上都写着一个“奠”字，灯笼在风里轻轻摇晃，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院子对面是一排房子。平房，黑瓦白墙，典型的南方农村建筑。所有的窗户都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但林涵注意到一个细节——

每一扇窗户的玻璃上，都画着一个符号。不是文字，是符号——圆圈里套着一个叉，像是某种封印。

林涵收回视线，看向院子左侧。

那里站着六个人。

他们和林涵一样，刚刚从灵堂里走出来。有人还在揉膝盖，有人蹲在地上干呕，有人茫然地环顾四周，有人已经掏出了手机（没有信号，屏幕上的时间显示：00:00）。

六个人看到林涵，同时停下了动作。

沉默持续了三秒。

然后，那个方脸的中年男人开口了，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军人特有的干脆：

“还有人。七个人。”

他的目光扫过林涵，在林涵的右手上停留了一秒——林涵的手还握着拳，遮着掌心的数字。

“你是第几次？”中年男人问。

“第五次。”林涵没有隐瞒。在副本里，隐瞒副本次数等于自杀。次数代表经验，经验代表你能不能活。没有人会带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但也没有人会信任一个隐瞒经验的人。

中年男人的眼神变了一下。他点了下头：“第四次。赵德柱，叫我老赵。”

“林涵。”

旁边那个短发女人走过来。她的步子很稳，但林涵注意到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冷，是肾上腺素过后的应激反应。她刚刚经历了恐惧，但她在硬撑。

“红姐。第三次。”她看着林涵，“你是这里次数最多的？”

“看起来是。”

“那你带队。”红姐的语气不是商量，是陈述。

林涵没有回答。他看向另外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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