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学会弹《广陵散》以后，恪守对传授者立下的誓言，终生不转教他人。”

“后来他曹受诬陷被杀害，临刑时还要来一张琴弹奏这只曲子，并且非常惋惜地说：‘《广陵散》于今绝矣！’”

于是“广陵散”于是成了绝世之物的代名词。

还有就是于至丑之中窥真理，丑与真近，作者把至善至美之物的根源归结于“鬼”这一丑劣之物，用意之深，溢于言表。

像是在《聊斋志异·黄英》：小说写马子才与菊花精姐弟之间的的友谊。

在这篇小说中，菊花精怪不是面貌丑陋的异物，也不是内心险恶的妖孽，而是一个在当时社会看来的前卫分子。

而且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着眼，菊花精姐弟正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商人的代表。

不过在传统的眼光里看来，他们养菊、爱菊就不应当以卖菊为生，这是一种自鸣清高、安贫乐道传统看来不雅、不当的丑行。

在这里，丑不是恶，而是一种反传统、反固有秩序的表征。

作者于小说中对这种反传统的“丑怪、精物”寄予赞赏，也折射出他认同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前瞻意识。

可以说这是一篇叙写友情鬼怪小说的淡雅之作，小说写精灵怪异、死生变幻，却并不惊心动魄，而是于奇特诡谲之中流露出一种淡雅如菊的情致。

而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点一大类型就是报恩类鬼怪小说了。

众所周知，“报恩”历来也是鬼怪小说的一个主要题材。

述报恩故事的鬼怪小说的代表作主要有：《隋候珠》《董昭之》《邛都大蛇》《白水素女》。

隋县溠水侧，有“断蛇丘”。隋侯出行，见大蛇，被伤中断。疑其灵异，使人以药封之。蛇乃能走。因号其处“断蛇丘”。岁余，蛇衔明珠以报之。

珠盈径寸，纯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室，故谓之“隋侯珠”，亦曰“灵蛇珠”，又曰“明月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搜神记·隋侯珠》）

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下间，姥怜而饴之食。

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

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

蛇乃感人以灵，言：“瞋令，代号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

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陷湖”。

唯姥宅无恙，讫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他。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橹畟然。

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搜神记·邛都大蛇》）

以上两则都是以“蛇怪”为内容的小说。

要知道，“蛇”在西方文化中是罪恶的化身，早在几千年前《圣经》里就给蛇扣上了蛊惑人心和邪恶的帽子，直至今天蛇也是西方人眼中的不祥之物。

在中国，蛇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中，不断变形、发展成了炎黄子孙们崇敬的神圣象征“龙”，这一点神话原型理论家们早就进行过祥实的论述。

然而，事实上，在人类文化早期，蛇亦是于人有严重危害的动物，尤其是对于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华民族，蛇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蛇却在中国文化历史的不断积淀中成了“善”的化身，在上述小说中，甚至成了与人为善，救人性命的灵性动物，这当然是“蛇”在由害人之物演进为神圣之物的历史过程中的明显例证。

但是同样值得探究的是，在这种“由恶而善”的演进过程中，潜藏着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意识呢？

把丑的化为美的，这是一种人心深处避害趋利的不自觉显现，是一种于危害面前遭遇挫败之后转而对其跪拜屈从的奴性心理和自我安慰心理，更是一种审丑能力的包含、宽容、含纳的弹性力量显现，抑或说是一种审丑能力成熟自觉的显现。

还有一篇述报恩故事的语怪小说《白水素女》（《搜神记》），讲的是“田螺姑娘”白水素女同情、帮助贫苦人谢端的故事。

谢端年幼丧父母，为邻人养，孤苦一人。每每耕作回家，都发现家中有饭饮汤火，让人心生暖意。原来这一切都是谢端于城外救过的一只田螺的作为。

当谢端得知实情之后，“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

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

虽然，解剖学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

这是一个遭遇命运不济（父母早丧）、生活穷苦之人迫切的内心愿望：有米有面，生活无忧，有亲有爱，有人疼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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