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周朝的长寿和儒家经典的结合，确实让儒生们将其视为理想的政治模型。

如今大汉当下，正处于权威真空的时期，汉室名存实亡，又未完全受到新儒学束缚，科举还未形成制式的八股文，士族乡绅一方面怀念旧时代，一方面又渴望新制度。

同时，经过长时间和匈奴，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的战争，使得大汉当下很多人都意识到，作为华夏的农耕民族，始终都会有外族的侵略问题，因此治国理政不能只是一味的对内压制，也同样需要考虑对外防御，甚至是出击。

其实在历史上，曹魏时期，还真有机会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来。

关键人物就是司马。

当然不是司马懿，而是司马朗。当时钟繇、王粲等人发表言论说：『只有圣人才能有太平治世。』司马朗则说：『伊尹、颜回虽然不是圣人，但是他们的德行言论在民众中累世相传、深入人心的话，也可以成就太平治世。』

如果历史上不是一场瘟疫夺走了司马朗的性命，那么在司马懿之下，作为少数几个头脑清醒，并且政治意识形态跳出了儒家传统观念的司马氏精英，说不得真可以突破董仲舒框架，走出一条新路来。

『单以长短论英雄，未免失之偏颇……不过，若不以周礼为本，』庞统皱眉说道，『便是有些……失「礼」了……』

斐潜点了点头。

『礼』是什么？

就是等级，就是阶级。

孔子将周礼视为夏商文明的集大成者。其本人以及其儒家子弟，通过整理《周礼》《礼记》等文献，构建了一套以『礼』为核心的社会秩序理论，强调等级和谐、道德教化。儒家将夏商周三代塑造成黄金时代，而周朝因文献较完备，也使得『圣王三代』成为可具体效仿的对象。

所以，如果说斐潜要抛弃儒生所谓的『周朝至上论』，就必须要解决『失礼』的问题。

《礼记》整合了周代礼制与儒家伦理，提出『大同』、『小康』等政治理想，成为儒生讨论治国的核心文本。这种理论，甚至在后续封建王朝之中一直都被延续，成为了经学诠释与政治实践唯一标准。

比如大汉今文经学以《春秋》为改制依据，古文经学则依托《周礼》设计官制。王莽改制变法均试图从周制中寻找合法性，尽管实际效果常与理想背离。

斐潜伸出三根手指，『儒生之所以推崇周朝，无非就是利用周制来佐证三点，「德治、礼制、民本」……只不过这三者，只有「德治」才能算是儒生本源，而「礼制」和「民本」么……春秋百家之时，可不能都算是儒家的……』

庞统眼眸之中精光一闪，『主公之意是……拆分出来？』

斐潜笑道，『这原本就不算是儒家的，怎么能说是拆分？只能说是「物归原主」罢！』

斐潜在前几天的思考之中，发现在华夏封建王朝之中，三角形的架构是最为稳固的，而儒家独大之后，佛道两家都无法成为其对手，毕竟先天上皇权就是不允许神权膨胀坐大的，所以儒家很多时候都只需要『子不语』，就可以等着佛道两家自取灭亡。

也正是因为从董仲舒开始，儒家排挤了其他的学派，导致在大汉朝堂上形成了隐形的『一言堂』，从而引发了皇权本能的忧虑和反击，但是党锢之后，却因为皇权只会一味的压制屏蔽和删除，也使得皇权无法更进一步得到成长。

或者说，因为党锢这么一搞，政治制度没有发展，反而是倒退了。

毕竟太学品评官吏，在初期的时候，确实是有一定的正面效果，但是和华夏大多数的事情一样，当有老鼠屎混杂进来的时候，一锅好汤也就废了。

斐潜铿锵有力的说道，『某欲重立「法、墨」，以掌「礼制」、「民本」，士元以为如何？』

『汉初黄老？』庞统几乎是立刻说道，但是很快又否认了这一点，『不，并非是黄老。』

斐潜点了点头，这种方式确实是和汉初有些相似，因为在大汉初期，董仲舒还没有将法家墨家的东西偷窃到自家怀里的时候，在朝堂上确实是存在着多个的学派。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不同，是汉初黄老和儒家相争是你死我活的，不存在什么和平共处的可能。

『主公，三家之论，多有相悖啊……』庞统皱着眉头说道，『若是……到时候恐怕朝堂之上，每日相争不休，无心事事了。』

庞统提出的这个问题，斐潜也是同意，毕竟春秋战国时期，御三家的争鸣就可以体现出其争端之惨烈了，就像是法家的集权和墨家的平权，在先天上就是完全对立的。

不过么，斐潜他还是有点新想法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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