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都是套话,大家并不都全信,台下就学生质疑了,“学弟,你也不是听老师讲课而考上北大的啊。”
“错了,我的老师很多,我奶奶是咱们一中的语文老师,爷爷也是一中的老师,妈妈爸爸是老师,叔叔是老师,姑姑也是老师,我全家除了小叔之外,都是老师,所以我是个例,不合适大家,但老师的重要性却不能忽略的。至于,我爷爷,也就是咱们一中的校长,我想大家都应该熟悉了,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他这话一出来,台下一片哄笑。
所以苏亦今天这场演讲的题目其实也可以叫《我的爷爷是校长》,这是玩笑,实际情况是这个年代资料有限,学生自习效率极为低下,拼的就是师资,这个方面新会一中并不弱于全国的任何地方。
就好像他爷爷,以前就是大学教授现在回来一中当校长,这待遇,后世基本上没,在这年代却可以有。
说到这里,台下还有学生打算提问,就被苏亦制止了,“后面还有提问环节。”
说着,他又问,“说到校长,大家知道咱们一中的首任校长是谁吗?”
“谭镳!”
“谭校长。”
“是的!就是谭镳校长,他是咱们新会人的骄傲梁启超先生的表兄,光绪十五年中已丑恩科乡试第九名举人,参与公车上书,推动了维新变法。在任校长期间为咱们新会的人才培养做出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他也是我们一中人永远的校长。我是学考古的,广义来讲也属于历史学,所以,我今天的报告会更多还是从历史方面来说跟大家分享我的学习心得。”
谭镳是新会的名人,这点毋容置疑。
然而,他最让苏亦印象深刻的,除了他是一中的校长之外,还因为他在考古方面的造诣。
1916年广州东山龟岗发掘古墓,他断定为南越王墓冢。
这也是广州发掘的“赵胡墓”的由来。
一开始,关注此墓的谭镳经过考证,推断此墓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贵人”墓,并根据墓中玉璧的出土,提出了“赵胡墓”的猜想,但当时并未下定论。
结果,另一位金石学家蔡守在十五年后回顾该墓的发掘时,引用谭镳呈文,但却将谭文中“必南越贵人”改为“必为南越王者”,后来蔡守还将刻字木板的拓片寄给王国维、罗振玉、梁启超等着名学者以求证。
王国维从文献出发,提出汉代帝王墓葬使用的椁木为“黄肠”,故后来梁启超将这些刻字木板称之为“黄肠木刻”,这也间接认可了龟岗大墓为赵胡墓的观点。
此后学者多援引这一说法,将墓中出土的刻字木板称为“南越王胡冢出土的黄肠木刻”。
直至1976年,学者简又文在《西汉黄肠木刻》一文中仍肯定蔡守这一观点。
这个说法,按照现在的考古学来判定,是极为不严谨的。
然而,这也是一种猜测。
并没有下定论。
不能否定谭镳在这方面的造诣。
所以当苏亦把“赵胡墓”的由来分享给台下的一中学生听的时候,众人也一阵诧异。
原来我们的谭镳校长也干考古出身的啊。
谭镳当然跟考古不沾边,但他喜收藏书籍和文物。
黎昀在《谭镳所藏古物歌》中有“先生插架三万篇,嗜好日与古为缘”之句。他搜藏文物是为了考证历史,所写《冈州考》、《古钱谱》,有独见之处。
还是很厉害的。
分享那么多,目的就是一个,他们的谭镳校长很厉害,考古很重要。
“我今天之所以说这些,就是想告诉大家,咱们一中是怎么来的,在一中的建立过程中,又有哪些前辈做出了何种的贡献,咱们新会读书人有如此良好的读书环境是来之不易的,是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智慧在给我们这些后辈铺路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浪费这些先人的良苦用心,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先人打下的良好基础,才有咱们新会读书成风的气象。”
在广东,都流传一个说法,东莞的拳头新会的笔?
新会的笔是怎么来的?
就是先人一代一代重视教育的结果。
从新会一中的建立,就可以管中窥豹。
“某种程度来说,咱们新会读书人不仅仅是为了咱们自己读书也是为咱们新会的未来读书,同样,扩大到整个国家来说呢,也是如此。”
“所以,说到这里,我顺带给大家说一些题外话,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叫中国,然而,谁知道中国两个字最开始是怎么来的吗?”
顿时,台下鸦雀无声。
因为谁也不知道。
别说学生,就连台下的老师,知道的都不算多。
苏亦也不是想让别人告诉他答案,他只是习惯性提问,老师讲课都是这一套。
他很快就公布答案。
“宅兹中国,中国最开始的文字记载就是出自于何尊的铭文——宅兹中国。”
“那么大家听说过何尊吗?”
台下依旧很安静。
“没听说过也不要紧,我现在就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是何尊,也顺带给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的大学专业——考古学。”
听到这话,台下的老师都忍不住笑起来。
还有不少的一中的领导都望向旁边校长。
不愧是北大考古学的研究生,三句话不离本行,句句都在打广告。
但是对于这种广告,说实话,大家都真爱听。
因为不管是宅兹中国,还是何尊,他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知道。
包括前来听讲的教育局的副局长以及招生办主任,这两位也是第一次听。
于是,苏亦就开始跟大家讲解关于何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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