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就错了。

陈寅恪洋气的很，这个洋气是真洋气，西餐礼仪样样精通。甚至有一次，陈寅恪想请侄子到上海一家比较考究的西餐厅吃西餐，但实在是囊中羞涩，面对美食的诱惑，陈寅恪无法作罢，思前想后，最后只好到当铺去典当了自己口袋中的怀表，叔侄二人在西餐厅大快朵颐后，满意而归。

这事，一直都是陈寅恪的子女津津乐道的趣闻。

对于周一良这个有如此深厚的史学功底的世交后辈，陈寅恪自然是很满意的。并不拒绝他成为自己的助手。

两家世交，并非说说而已，从周一良的曾祖父周馥开始，就和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有交往，周一良祖父周学海的墓志铭，就是陈寅恪父亲陈三立所撰。

除此之外，陈的大哥师曾（画家）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诗人）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又是周的同学，所以这种几代人交往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

虽然没有在学校里正式的师徒名分，但是交往频繁，入室问学，因此周一良是陈寅恪的入室弟子的身份这点毋容置疑。

可以说，进入史语所这短暂的一年多时间，应该是周一良人生中最为惬意时光了。

因为不仅可以跟随陈寅恪学习，同样，在史语所的时候，也深得傅斯年器重。

器重到什么程度呢？

傅斯年对刚刚进入史语所的青年学子，要求尤其严格，并规定一两年内只许专心研读书籍，不许发表论文。对周一良似乎网开一面。

甚至，周一良从哈佛留学回来，他就直接邀请周一良到史语所担任历史组的组长，还说要给他教授职称，生怕他被其他单位挖走了。

这样一来，就不得不说，在周一良求学路上最为重要的三个领路人了。

他们分别是邓之诚、洪业、和陈寅格。

周一良之所以喜欢上魏晋南北朝历史，邓之诚功不可没。

先从邓之诚说起。周一良是于年秋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当时邓之诚教授主要是讲授“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等课程，十分受学生欢迎。

周一良称邓之诚是他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引进门的师傅。

这话确实不假，由于邓之诚早年曾编有《南北朝风俗志》，讲授断代“魏晋南北朝史”十分生动。

所以周一良对魏晋南北朝史特别感兴趣。

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1934年周一良撰写了《魏收之史学》初步应用所学的方法和史料第一次进行了有关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专题研究。此外还写有《北魏镇戍制度考》和《北魏镇戍制度续考》其中便贯穿着邓之诚“比较综合”的研究方法，从典章制度方面解释问题，进而对实际发生历史进行研究?这可算是研究思路上的一个突破。

可见邓之诚对周史学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除了邓之诚外，洪业也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

洪业何许人也？

时任燕大的历史系主任。民国时期有名的学阀，跟傅斯年一样是一个极为强势的人。

周一良的伯乐之一。

周一良在燕大读研的时候，洪业就对他极为器重。

结果，周一良竟然被拐到史语所了。

这一下子，洪业就不乐意了。

燕大终究是教会大学，跟史语所不是一路人，洪业肯定不乐意傅斯年拐走自己好不容易培养的人才，所以，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史语所开始南迁，这个时候，洪业就动员周一良去美国留学。

于是，1939年周一良就去美国留学，用的钱是燕京大学提供的，燕大每年资助一名中国文史学科的学生到哈佛读博士，恰好，这一年就落到周一良，这样的好事，如果没有大佬力挺，是很难获得的机会。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东亚语文系学习。在哈大期间，周一良主要受教于叶理绥先生和柯拉克先生。那么周一良在哈佛读博期间学了什么？

学了日文，学了梵文。

而且周一良在哈佛所学的方向也和陈寅恪的早年在哈佛的方向比较一致，周一良主修梵文。据北大历史的评价，周一良的梵文水平还远在陈寅恪之上。不过相比较时任东语系主任兼任副校长的季羡林先生，肯定是有所不如的，毕竟方向不一样。

这一切都跟他这两位导师有着极大的关系。

叶理绥为俄裔法籍，是明治年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一个在国文学科毕业的外国人。

日本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在他的细心指导下，周一良在日本语言和文学水平方面有了极大地提高。

周自己也说“以后能在哈佛教日语固然依靠自己早年基础，更应当归功于叶理绥教授的教导与熏陶。”

至于柯拉克，则是哈佛第一代梵文教授兰门的弟子，指导学生通读《佛所行赞》、《妙法莲花经》。由于之前对梵文接触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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