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满的时代感。

其实，这个年代发掘报告，远远没有后世那么无聊，通篇都是套话空话，讲得云里雾绕，干巴巴的。

甚至退回民国时期，那个年代的发掘报告就是更加有趣了。

除了发掘人物之外，也记录了很多跟时代有关的琐碎事情，比如，发掘雇佣了多少人以及多少匹马，花了多少钱，发掘现场的环境，以及当地遇到的状况，都会有记录。

有些报告，都可以拿来当史料引用。

而不像后世大部分报告，基本上都是记录器物，而少了人文气息。

总的来说，观看发掘报告都是很枯燥的事情。

《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只能算的上是简报而不算报告。

就算后世，苏亦读书的时候，元大都的发掘报告，也一直没有出版，依旧封存在资料库里面，整部报告的面世，遥遥无期。

文章也涉及到BJ中轴线的描述。

“元大都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鼓楼北)，这也就是明清BJ城的中轴线。经过钻探，在景山以北发现的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遗迹，宽达 28米，即是大都中轴线上的大道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报告还给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结论。

“元大都的钟鼓楼，并不在中轴线上，而是偏于中轴线稍西，即今旧鼓楼大街。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始改建钟鼓楼于大天寿万宁寺中心阁的旧址附近，因此，明清BJ的钟鼓楼才正建在城的中轴线之上。”

那么元大都的钟鼓楼，在不在中轴线上，后世学界争论不休。

时不时就有学者撰文质疑。

毕竟元大都的研究是一个学术热点，再加上，后世BJ中轴线申遗工作的推动，这个热点就更热了。

动不动就有学术项目立项。

就算为了申请项目资金，也要努力往热点靠拢。

这也是学术界的常态，冷门的研究，不能为政府服务的学术研究项目，自然不会获得政府经费的支持。而为了申请经费，更多人都往社会热点方向使劲，势必会造成大量重复成果。

想不重复怎么办？

只能各种学术碰瓷。

不过质疑的声音，大部分都是考古学界之外。

前世考研，苏亦在北大蹭课的时候，就听过一个瓜，当时，宿先生跟徐先生两人联合指导的一个博士生，恰好在北大做访问学者，这位老兄就曾经写文炮轰郭超的《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说这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着作。还说，郭在作者里面搬弄是非，借杨鸿勋为该书写的序言，抹黑徐苹方先生的形象。

“……关于元大都规划的研究，历来着重文献记载的想象推测，实质性的规划考证方面，科学性或有不足，赵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夏鼐所长鉴于元大都研究系建筑考古学问题，曾多次嘱苹芳同志与我合作开题，进行元大都研究，但是此事一再拖延而未能落实。苹芳同志曾单独率工作组，配合BJ地铁施工，清理元大都后英房等几处居住遗址，因为没有建筑考古学研究课题的学术思想，始终未能针对元大都规划问题的考证进行有效的考古探查和发掘工作。只是凭现在地面街道的情况做出了一些臆测，也与史实相违背。”

这是该书的序言原文，直接质疑徐先生没有建筑考古学研究课题的学术思想，这可能吗？

一个没有相关经验的人，又如何能担任考古工作队队长？

难不成，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

甚至，这书大量质疑《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的观点，各种挑刺。

苏亦也是因为这事，才对元大都的研究史感兴趣的。

实话实说，《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能被质疑吗？

当然能。

里面有错误吗？

受到时代的影响，肯定有。

甚至有些数据也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详细罗列。

而且，考古研究就是不断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不断地有新的发掘成果推翻旧有的主张。

但郭的这书，主观意识强烈，很多时候，质疑的论点也站不住脚。

然而，不管学界怎么质疑，中轴线的主观点依旧是由梁思成、赵正之、侯仁之等先生提出的在今故宫—钟鼓楼一线，这种说法逐渐成为共识，BJ总规所说的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km的“传统中轴线”，就是基于这种看法。

也就是后世申遗的中轴线。

当然，侯仁之先生的看法，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甚至，这个时候，他的文章《元大都城与明清BJ城》还没有发表出来呢，当然，不怪侯先生，谁让《故宫博物院院刊》还没有正式复刊呢。

看来，自己在故宫编辑室，也努力工作了。

一想到这，苏亦忍不住笑起来。

脑补太多了。

那么元大都的考古发掘，有什么作用呢？

难不成真的如《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里面说的一样，“……向广大群众进行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当然不是，它的发掘，对如何进行唐宋以后古今重叠类型的城市考古，作了非常有益的积极探索。

这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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