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考古三大刊陆续复刊。

他又围绕考古新发现陆续有新作发表。

比如，一九六九年，永孟出土于SX省蓝田县。他就写了篇《永盂铭文解释》（1972）；

1966年陕西歧山贺家村发现的一批西周铜器里，有一个“史（臣舌）簋”跟故宫所藏的簋器物同款，于是，他就写了一篇《史（臣舌）簋铭考释》（1972）；

侯马盟书出土之后，他就写了一篇《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1972）；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他也有相关文章《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972）；

他又结合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物，写了一篇《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1973）；

1973年9月吴城遗址被发现以后，他就写了《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1975）；

1975年，何尊作为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出国展出，他写了一篇《何尊铭文解释》（1976）；

1975年2月，岐山县董家村青铜器窖藏发现以后，他写了《SX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1976）；

此外因为何尊的发现，他则写了《用青铜器铭文研究西周史——综论BJ市近年发现的一批青铜器的重要价值》（1976）；

甚至，去世前两年，他的也有《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1977）、《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1978）两篇文章发表。

这些文章，苏亦一一精读。

不然，之前去看望唐老的时候，就真出丑了。

此外，1974 年起，他参加了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的整理，贡献极大。

甚至，有一个轶事。

当时，马王堆发掘完成后，国家文物局，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在BJ沙滩红楼（文物出版社旧址）进行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的初次整理工作。

当时甲本《老子》交稿时间紧迫，残损又多，在交图版定稿前一天，整理人员还想尽可能多地再拼上一点残片。

考虑到这个工作需要“开夜车”，朱德熙先生就建议当时最年轻的裘先生去做这项工作，没想到唐兰先生不乐意了。

用朱德熙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唐兰先生当时的神情简直有点像一个原先说好要上什么地方去玩儿的，临时因为下雨去不成因此一肚子懊恼的孩子一样”。

最后，大家只得同意唐老去做。

第二天一早发现，年过七旬的唐兰先生不仅把残片全部贴好，还新拼上去不少碎片。

老先生，这种精神，令人动容。

遗憾的是，唐兰晚年准备集中精力撰写《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和《殷墟文字综述》两部巨着，均未完稿。

梳理唐先生的生平，苏亦就越发感慨。

择一业，终一生，所取成就，后辈难以匹及。

苏亦更是望其项背。

以上，只是见到介绍，唐兰先生的生平。

那么先生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呢？

并非每一个人，求学，写文章，就对学界有贡献。

很多人很高产，结果，产出的都是学术垃圾。

唐兰先生自然不是。

要说，他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促进古文字学及中国文字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其二、则甲骨文字整理考释及自然分类法的提出。

其三、西周金文研究。

其四、商周青铜器及东周古文字材料的研究。

这其中包含，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金文研究、石鼓文整理研究、侯马盟书研究。

其五、马王堆汉墓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研究。

另外，唐兰的治学领域还涉及音韵学、敦煌学、古文献、历史学、哲学、文学、书法、古代绘画、曲谱、天文、地理等多个学科，也有不少论着。

以上，每一个方面，苏亦都需要一一论述。

这是一个大工程。

想要梳理唐兰先生的学术成就，自然就要研读他的着作（文章），看不懂咋办？

唯有求助其他师长。

当然，苏亦还是偷懒了。

他没法全方位的汲取唐兰先生的学问知识。

因为他不是古文字专业的学生，他的老本行是考古。

因此，他的重点还是放在唐兰先生考古领域的文章方面。

这方面是精读，其他的都是泛读。

其他太难的部分，他也只能暂时放一放。

学问是一生的事情，不可速成。

但，经过这一次梳理，他对唐兰先生的学术思想也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

等一个多月过去，他把成稿给高铭跟周一良两位先生斧正的时候，两位先生却都给出很高的评价。

都说，感受到他的用心了。

苏亦也松了一口气，这次小考，算是及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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