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周一良先生的师生关系，也是这里开始。

这期间，他也没闲着，1929~1930 年，先生受周家之托主编天津《商报·文学周刊》和《将来月刊》期间，重理考证之学，先后发表多篇论作，内容涉及西周彝铭和敦煌文献。

算是他的学术的真正起步阶段。

1929年洛阳马坡新出土夨令方尊、方彝，他写过相关文章参加讨论，初次接触铭文，他就敏锐地提出铭文中“京宫”和“康宫”实是西周诸王宗庙的论题，这是他晚年全面阐述的西周金文断代“康宫原则”的滥觞。

天津担任报刊主编的期间，让他名声鹊起。

于是，1931年5月唐兰应邀到沈阳，同时，又在东北大学讲授《尚书》。

这是他第一次当大学老师。

结果，没当几个月，就遇上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之后，唐兰也只能取海路南归。

1932 春，应顾颉刚邀请，他在燕大、北大代讲《尚书》。

秋后，入北大中文系任教，讲金文和“古籍新证”，又代董作宾讲甲骨文。

随着影响的扩大，陆续接到清华、师大、辅仁、中国大学等校邀请，讲授古文字及《诗》《书》“三礼”。

一时之间，让唐兰先生名声大噪。

在授课之余，唐兰还着手编写多部教程。

尤其是，1934年，他以在各校授课的讲义为底本，同时编着了《古文字学导论》和《殷虚文字记》两部着作（也仅出版这两本）。

其中《古文字学导论》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理论的开山之作。

在后世，已经是古文字专业的学生必研习之作。

1936年，唐兰应马衡之邀，任故宫博物院特约专门委员，对馆藏商周彝器展开研究，曾拟编《故宫青铜器图录》，因遭丧乱，其事中辍。

这就是，他跟北大与故宫缘分之始。

苏亦一边梳理着唐兰先生的生平以及学术成就，一边在翻看他的各种书籍。

想要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全部弄懂唐兰先生毕生学问，自然是不可能的。

好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和《殷虚文字记》两本书，都是入门级的。

对于现阶段的苏亦来说，已经没有阅读门槛了。

梳理先生的生平以及学术成就之后，苏亦很明显就感觉出来。

30年代，确实是唐兰一生学术事业和声望达到顶峰的时期。

其中，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见证了这个成就。

一个是在1934年3月郭沫若先生发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特意找唐兰先生写序；

另一个则是1934年11月北平来熏阁影印王国维生前在清华最后两年的讲义《古史新证》，整理此书的王氏助教赵万里出面请唐兰作序。

两位近代中国古史、古文字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的着作连番请唐兰作序，显示了其学术成就在学术界地位之崇高。

33岁，就达到学术生涯的巅峰。

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后面40多年，唐兰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力有多大了。

30年代，是唐兰学术生涯中较为辉煌的时期，发表或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着作。

除了以上提及的着作，还有大量考释文章。

这部分，就有点阅读难度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兰于 1939 年，在西南联大执教，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这一时期，他的论着不多，但仍有宏论问世。

民国狂徒刘文典曾经说过，“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甚至，还说沈从文算个屁。

仅凭这点，就知道唐兰先生的学问之大。

抗战胜利后，唐兰返回北大，1947年代理北大中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建国前夕，是唐兰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

无论着作数量跟涵盖领域，都堪称黄金时期。

其中，最为知名的着作就是《中国文字学》（1949），这书，应该是唐兰一生撰述最完整、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字学理论着作。

多次出版。

最新一版，就是一九七五年于香港出版。

未来，更是多个高校相关专业的重要教材。

苏亦也有购买。

此外，论文涉及考古学研究的有《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1946）；

青铜铭文与石鼓文等领域的研究文章也不少，苏亦也都一一在文章列出来，一篇不落。

要是有所遗漏，那就是他的失职了。

1949 年，唐兰受聘兼任故宫博物院设计员，1952 年由BJ大学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此后直至去世。

从建国至“十年”前夕，唐兰发表或出版过一系列青铜器、古文字研究的论文。

十年期间，前期中断研究。

后期，也有少量文章发表。

并没有完全停止学术研究。

甚至，因为国家需要，这一时期，更多集中在考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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