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有发现。

其中年代最早的元谋大敦子遗址，发现有4000年前的稻谷遗存。

也难怪湖南农学院的柳子明先生会提出稻作起源“云贵高原说”。

然而，仅仅凭借这些东西，就想要跟距今差不多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相抗衡，根本就不可能。

在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上，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最为着名。整个70年代河姆渡的发现，可以说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影响力长盛不衰，一直持续到两千年以后在国外的大多数考古学教科书中，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篇章，仍然是以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主要例证。

从地域分布的说法，仅仅是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稻作起源“长江下游说”就比“华南说”靠谱很多了。

然而，苏亦却是知道国内最早发现稻作遗址是在什么地方。

根据前世的考古成果，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万年前后。

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他是从结论去推导过程，怎么可能如此简单粗暴就提出“华南说”，他的华南说其实是“新华南说”，他不是按照“华东六省”来划分华南地区。

他根据华南亚热带来划分的，从而是从地形和气候等因素直接湖南跟江西都地方都划入其中。

甚至可以说，只要是中国南部就是华南地区，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都算。

这点有点耍流氓了。

但，苏亦也给出自己的判定标准。

第一，地形气候。

第二，人文因素。

第三，考古发现。

前面两个因素，都可以各种吹嘘，一点问题都都没有。

第三个标准，就有难了。

现在的考古发现，根本支撑不起来他的说法。

那怎么办呢？

只能根据现有的各种考古发现去推导。

从早期的仰韶遗址出土的印有稻壳印记的陶片说起。

1954年发掘的无锡仙蠡墩遗址、1955年发掘的湖北屈家岭以及天门石家河两处遗址、1958年南京庙山。

到七十年代发掘的吴县草鞋山，以及河姆渡遗址。

这些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现的遗址，他全部都罗列出来。

最后，苏亦给一个结论，中国稻作起源是由南向北分布。

然后他还大胆预测，在湖南、江西两地，长江以南的华南地区，最后可能发现出中国最早的栽培稻作遗存。

甚至，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极有可能会有惊人的发现。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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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7章：文章发表以后，苏亦在农业考古圈火了免费阅读：，！

正是推测，只要言之有理即可。

然而，文章写完，让梁家勉几位师长审阅，都有些哭笑不得。

他说的太笃定，也太具体了。让一帮师长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梁家勉先生先是夸奖他文献基础夯实，又夸奖他的语言才华出众，最后才建议，“要不，你把最后部分关于江西年仙人洞遗址的言论删除了？这样写，很容易引起争议。”

苏亦怎么可能删除，他在钓鱼呢。

于是，他笑道，“真理不辨不明嘛，只要没有确切的考古发现，稻作起源华南说的观点，就一直存在。”

梁家勉先生笑，“小家伙还挺有志气的，我是研究农史的，只能从文献的角度去评判你的文章，仅仅是这个角度，这篇文章就写得很有水平。至于考古部分，还是让你们杨老师来给建议吧。”

显然，他也认可苏亦的大部分观点，至于最后预测部分，他也接受苏亦的解释，不再劝说。

等到杨式挺看完文章，无奈道，“你小子胆子还真大，确定不删除这个部分？”

苏亦说，“我觉得观点尖锐一些比较好，这样的话，会容易引起学界的关注。”

“你在博眼球？”杨式挺皱起眉头。

苏亦说，“我想帮梁老造势，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农业研究关注农业考古，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去一趟江西跟陈先生交流，如果能够到万年仙人洞遗址实地考察，就更好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杨式挺也不再建议他删除。

年轻人有锐气也未尝不可。

而且，整篇文章的质量极高。

就算是他，也自认为没有能力写出这样的文章。

既然如此，为何过多干预呢？

于是，杨式挺建议，“要不，你去中大找一下梁钊涛先生，有他的推荐，可能有机会发表到《文物》或者《考古》，不然，用你的名义去投稿，可能会排很久，也有可能被拒稿，到时候你只能发到《农业研究》，这样的话，你想要扩大影响力的用意就落空了。”

人家《农史研究》都创刊了，你才发表，这顶多是锦上添花，算不上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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